何帆：政策组合医治中国经济失衡

　　本报记者 栾璐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日前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国的情况看，我们有信心看到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本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宏观经济也是基本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增长路径并不平坦，因为我们正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内外部失衡。

　　他认为：中国经济应尽快谋求向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由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是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下长期执行一系列特定政策的结果，并由于国际生产网络调整的全球背景，校正以消费和储蓄、投资失衡为最主要特征的经济内部失衡、以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外部失衡，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组合才能做到。“我们提出的政策组合主要包括：一是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二是扩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三是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和改革。”何帆称。

　　加快

人民币汇率改革

　　何帆强调：必须加快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从治理内外部失衡的目标来看，有管理的货币升值会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起缓冲作用。有管理的

人民币升值既符合政府的长期目标即更少地依赖外部需求，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尤其是诸如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也对解决当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即贸易盈余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何帆特别指出，单纯依靠汇率改革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内外部失衡的。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如果依靠人民币升值纠正双顺差，恐怕人民币需要升值30％甚至50％，而这是中国经济所难以承受的。

　　“汇率改革必须和其他政策配套。由于人民币升值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对收入分配带来不利的影响，升值措施应与上述减少储蓄增加国内需求的政策密切配合，以减少需要升值的幅度和升值对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何帆强调。

　　为减少人民币需要升值的幅度，何帆建言需要取消或限制那些可能带来扭曲的政策，比如通过出口补贴刺激出口而非国内经济生产。他称，ＦＤＩ（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大量资本内流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国内金融体系落后。应切实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使中国国内的储蓄和资本实现更有效的配置，并提高国内储蓄的回报。同时，他表示，还应该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本地融资（如鼓励成熟和成功的外国投资企业在本地的

股票市场上出售股份），以帮助解决资本相对“过剩”和先进技术以及有效的管理经验“短缺”的两难问题。另外，为预防性的流动储备划出足够多的份额后，何帆认为应划出一部分外汇储备进行更积极的管理，以增加投资收益并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额外的来源。

　　增加公共产品投资

　　“从调整内外部失衡的角度来说，增加国内的公共支出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国内的公共支出会刺激内需，因此更多的产品会在国内市场销售，能够用于出口的产品就会减少。与此同时，增长的内需会导致更多的进口。由于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会相应缩小。”何帆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从更长时期来看，增加公共支出有助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得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更是有着巨大的收益：改善健康和教育服务直接有助于刺激私人消费，从长远来看既提高了人力资本，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也能够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支撑。

　　而针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扩张的观点，何帆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担忧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只要ＧＤＰ增长率高于利息率，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导致债务负担的直线上升，而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约为9％，远远高于按照实际值计算的债务的平均成本（大约为2．5％）。按照动态的债务原理，中国可以在中期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且不必担心未来的债务负担。而且，既然财政支出能够在将来增加收益，那么按照所谓的公共财政的“黄金法则”（ｇｏｌｄｅｎｒｕｌｅ），理应靠债务而非征税为财政项目融资。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将导致更多的浪费和腐败，增加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何帆认为这种担心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但是，他特别指出的是，和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形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增加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值得回味的是，从英国等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看，民主社会的出现都是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的。”

　　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和改革

　　何帆认为，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当汇率被低估之后，过多的资源就会流入贸易品尤其是出口部门。相比之下，国内的服务业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加之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劳动力很廉价，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低，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导致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低，这些价格扭曲会刺激企业进行盲目的投资，出口部门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畸形的。

　　他称，和制造业的繁荣相比，我国的服务业一直处于滞后发展的状态。制造业的畸形发展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浪费。为了降低对能源的消耗，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工业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提高服务业所占比重。

　　“发展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何帆称，“从未来的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是实现经济腾飞还是蜕化为廉价的世界加工基地，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变为依靠有着熟练技能的劳动力。”

　　据此，何帆认为，服务业发展落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其他改革如人民币汇率调整也能够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相对收益刺激服务业的发展，但如果服务业的大门仍然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紧紧关闭，即使服务业的赢利机会增加，也不可能出现竞争和发展。本土资本和国外资本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何帆最后指出：本土资本的贡献要大于外国资本，因为服务业更多地是面向国内市场、雇佣国内员工，其国际化程度相比来说是不如制造业的。当然，服务业改革要比制造业改革困难得多，主要是因为在服务业领域政府涉足过多，最后形成了一个个部门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到这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但是，如果不改革，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将日益增加，政府甚至将成为其“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