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苦觅缓解人口压力良方

　　十个新生儿流动人口有六个 三个出行者外来人员占一位

　　2005年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率先提出了为大城市“设槛”的主张。如今，2007年年初，之所以旧话重提，只因人口压力已愈发成为北京发展之路上的一大桎梏。

　　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538万人，仅2005一年，流动人口在北京市各医院分娩的孩子就高达56000个，占当年全市出生人数的60.2%。据估算，流动人口至少使北京市交通出行量增加了1／3。

　　北京是否应该强制“设槛”？北京的高度发展是否能离开外地人？缓解北京人口压力的良方是什么？记者为此走访了有关专家。

　　强行设立门槛不可取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人人都涌向沙漠中的绿洲，而绿洲上仅有的水源根本不能无限量的承载过量的人口需求，长此以往，绿洲终会沦为沙漠。

　　据估算，如果北京市的人口达到1600万，地下水资源将会严重供给不足。事实也显示，从周边的河北、山西两省调来的水根本不足以应付(二省也属缺水地区)；而

南水北调工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不足的尴尬局面。

　　由是否为北京强行“设槛”所引发的一系列激烈争论中，以“北京不仅是北京人的首都，更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这一论断最为著名，最为深入人心。

　　翟振武说：“公民有权进入首都。若强行‘设槛’，必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理应倡导公平合理、有序竞争。强制‘设槛’，无疑是违背公平原则的。再说，首都的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尤其是高素质的人才更是不可或缺。”户籍管理制度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北京人口，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显然，单纯依靠行政手段不能彻底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务请尊重“市场”

　　翟振武说：“造成北京市人口压力的一大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尊重市场规律、优化产业结构，使北京向科技含量高、劳动密集度高的方向发展。”翟振武表示，适度的行政手段是必需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雇主无条件为劳动者交纳“三险一金”、规定租住房屋的居住条件等，这样一来，雇佣成本就提高了。一般情况下，雇佣成本高的行业对技术含量的要求也高，这样就会为高素质的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一些原本以雇用低廉劳动力为主的中小企业主，为了节约成本，会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此，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适度的行政手段为劳动者提供了高保障、高质量的生存条件，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翟振武表示，为北京强制“设槛”或轻易改变北京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职能，可行性都不大。而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使企业经营规模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才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张春敏博士认为：“大城市人口过量，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政府职能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务必要尊重市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予以调节。”

　　京津冀需同步发展

　　翟振武认为，广东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体发展较为平衡。在深圳、广州、

东莞工作，差距并不明显，所以人口不会过分集中在某一个城市。而北京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其周边地区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发展是明显滞后于北京的。所以，相形之下，北京的就业机会多、工作环境好、生活水平高，大量人口就会纷纷涌入到京城。

　　“解决北京人口问题，仅仅从内部调节市场是不够的。还要让京津冀同步发展，建立一个发展平衡的城市群，从外部吸纳一部分人口。”翟振武总结道。

　　据悉，滨海新区正在初步构建之中，或许，等它建设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

　　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为什么即使生存状况不尽如人意，还会有那么多人涌入京城？源头是什么？

　　据统计，在2001到2005年间，外地高校学生和留京毕业生为北京市增加了41.1万的户籍人口，占全市人口机械增加量的59%。此前，记者曾在一次高校招聘会上采访了几名来京求职的毕业生。一名来自武汉的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告诉记者：“新闻业发达的地区，不过是北京、武汉、广东，我们也只能在这仅有的几个地方选择，否则又能去哪儿工作呢？”而大部分北京高校毕业生表示，相对而言，北京的就业前景更为广阔、生活水平更高，而且对于一些科技含量、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来说，回家并不能很好的就业，所以他们更愿意留京工作。无疑，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过大，是解决京城人口问题时不容回避的现实。

　　张春敏认为，近二十年来市场化的发展，农村的消费领域已经达到一定的层面，使得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量逐步上升，但农民的收入途径却十分有限。“尽管比起城市人，农民工不仅生存条件恶劣，而且收入也很低，但大部分农民在城市获得的货币收入明显高于在农村获得的货币收入。”

　　张春敏指出，除了货币收入的“魅力”外，预期收入的效应也不容小觑。如果少数农民进城后过上了不错的生活，那么，他对周围人的榜样力量是很大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他们对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向往是金钱以外的因素，他们在理想的推动下，怀着“就算不能在城市扎根，不能赚回更多的钱，但也能长些见识，对以后的发展还是大有好处的”一类的想法涌入到城市。

　　基于这些情况，张春敏说：“北京的人口问题主要需通过市场和政府共同来解决，政府在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农村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方面需要做长久的努力，但归根结底，政府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必须通过适当的引导市场来解决这一问题。”(10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