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新读本

　　——为唐清建先生《商业新秩序》序

　　商业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着进步的秩序，仅从商业秩序就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商业秩序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构成这个社会全部经济基础里面最核心、最富活力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进步过程中都离不开新的商业秩序的建立、巩固和完善。商业新秩序的本质是保护先进生产力，而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个社会就不会有根本性的进步。要建立先进的商业秩序，或者我们称之为商业新秩序，就必须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新的商业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但是，商业秩序的建立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顽强不息的生长过程，它表现出一种强大的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上层建筑，或者是上层建筑的巨大改革、变革也离不开商业新秩序逐步建立对它的巨大推动作用。

　　唐清建先生力作《商业新秩序》其价值恰好就在这里，因此说这是一部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具有独创精神的一部商业秩序类的力作，这是一部应运而生的、关于商业新秩序的著述，也可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读本。称其为应运而生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由封闭的国度走向开放的国度，由单一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走向世界经济循环，正在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20余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要求建立新的商业秩序，这也是巩固和保卫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法制措施、制度措施。

　　我国现在的经济秩序状况是新生的、富有活力的、积极的、进步的，可以称之为真正市场经济意义的经济秩序。还有与之相伴生的另外一类经济，这就是以国有体制为主体的公有制企业。这两类经济形态在现行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相互依存，但是更多的是矛盾、冲突和斗争。

　　以国有制及公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其背后是政府过多的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国际竞争当中一个常识，这就是任何一国政府不得以政府的形式资助或者变相资助本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犹如美国的“波音”和法国的“空客”。因为任何一国政府以任何方式对其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企业的支持都导致这种有序竞争的被破坏、被颠覆，打破经济秩序，破坏游戏规则，从而使生产力受到打击，使信息产生负供给，使市场不能产生公平竞争。国与国的企业竞争如此，那么在国内，在一国之间就更应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讲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要求政府像对待外资企业一样来对待自己本土的企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求政府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没有这种一视同仁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新的商业秩序，而呼吁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其价值或者其第一价值也恰恰就在这里，就在于政府退回到自己该坐的位置上去，把市场、把竞争交给企业，使适者生存。

　　实现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走向进步、解决深层次矛盾和危机，并且不会产生新的更大危机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相应的改革，就必须剥夺、调整、让出、均衡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过程是艰难而又痛苦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从而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许多深层次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最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将丧失。

　　商业新秩序，在一个社会进步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是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这种利益机制驱动着人们去追求商业利益。在追求商业利益过程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求一种公正、一种秩序、一种平等，而能够带来公正、公平的只有合理的秩序。所以秩序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工商个体户、每一个私营企业乃至全社会所有经营者、生产者，甚至包括消费者的利益。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受到来自权力、既得利益的阻挠，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利益，是因为在过去一种旧体制、旧秩序下没有公正、没有公开、没有平等，于是使国民财富在分配过程中人为的即权力作用下向着一些和权力相关的利益集团倾斜，所以旧商业秩序是对公民、对全体经营者、对全体消费者，特别是对于这种新型经济组织的一种剥夺。

　　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只是把被剥夺的再重新争取回来，还之以公平、公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商业秩序建立的过程，既是充满艰难的同时又是不可抗拒的，是渐进的，但是又必然要发生质变的，其原动力是生存、生活、利益，是全民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呢？一个国家的商业秩序是这个国家整体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就必须使国家的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我国目前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有着深刻的冲突，如果不从国家的高度来主动推动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最终受损害的是国家利益，是全民利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给新商业秩序以足够的空间，新商业秩序就将成为这个社会最稳定、最积极、最富活力、最具向心力的力量，而这些正是一个政权长期存在、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反之，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建立这种新的商业秩序，就等于拒绝改革、拒绝开放、拒绝向国际接轨，就等于我们耗费了巨大精力和代价所争得的入关机会又将被白白葬送掉。没有这种新的商业秩序，我们就不可能和国际经济接轨。

　　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前提是稳定。要稳定，首先必须经济稳定，经济稳定即全民稳定。而这种新商业秩序，恰是稳定的基础，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离开合理的、公正的、有效的、完备的商业秩序乃至经济秩序，最后实现了社会能够有秩序，即社会能够稳定。社会失序即政权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也代表着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由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同、利益的获取方式不同、利益的占据多寡不同，尽管从理论上，并且实践也将证明新商业从根本上代表国家利益。但是，国家要想做到主动建立这种商业秩序还必须做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其中包括放弃全部国营企业，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使它真正独立地面对市场、独立地参与竞争、独立地发展。只要国企以现在这种方式存在，新的商业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国企的背后是政权。显而易见，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和政权站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也就是说政权握有这个国家几乎全部的资源。

　　国企固然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60％以上的任务，但是国企却占据着整个中国经济中95％以上的资源，和其所消耗的资源相比，它的贡献率是非常低的。我国主要战略资源都是匮乏的，但是我们每年消耗着世界40％的资源，出产不到世界4％的产品，那么这40％的资源，可以推断其中绝大部分被国企消耗掉了，国企消耗了如此众多的宝贵资源，而其平均贡献值却不如民企的二分之一，所以国企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落后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经济形态。不管它在哪个领域，处在什么业态下，哪怕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但是判断一个企业是先进与落后，不是以其能够生产什么来做标准，而是它的组织形态、它获取资源的方式、消耗与产出的比例等等来作为评判标准的。

　　因此说，国企的存在是建立新商业秩序的障碍。那么，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说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没有这种重新分配，没有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不回到自己应该回到的位置上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新商业秩序建立不起来。第二个就是国企的改革，把国企全部推向市场。对于国有大型企业，以中国现在民企的力量，还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独立收买它，但是可以改造其成分，使之成为股份制公司，也就成为社会公司，民企可以多方参股。

　　建立新商业秩序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法制，全社会的法制。新商业秩序可以视为商业领域里的法则、规则，一个社会的法制水平是不可能孤立地看这个社会的法律条规，而应该看这些条规赖以产生和实施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商业新秩序，而这种商业新秩序恰好是各类经济法，乃至民法，甚至刑法，在经济领域里最有效、最有力的基础，最强有力的支点。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试想，在一个秩序混乱、没有规则或者照潜规则行事的商业经济环境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制能够得以贯彻呢？所以一个社会的法制条件，同时又为这种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前提，而新商业秩序又对这种法制的最终贯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没有完备的法制，新的商业秩序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因为大法管着小法。而法制观念、法制意识、法制素养，我们可以把它统一归结为法制范畴，也是商业领域里每一个人遵从新商业秩序的最基本训练和最基本素养。

　　商业秩序建立的第四个前提条件就是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诚信体系可以视为商业秩序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仅以诚信为例，如果没有主观上的诚信，那么行为上就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仅仅有主观上的诚信，没有客观上的诚信能力，那么这种诚信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人们的文化素养、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于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并且能够把这种商业秩序贯彻执行下去，都是不可缺少的。

　　社会正在提倡建立诚信体系，没有诚信体系，就没有新商业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入关，中国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加入国际经济循环。诚信有一半是能力，有一半是主观。而社会的现实是，大量的垃圾文化充斥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深刻的文化领域里的拨乱反正，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甚至赤裸裸有害的东西被奉为经典，被作为行为准则，被视为一种大众的心态。

　　新商业秩序是大众的秩序，是大众的利益所在，因此也是大众必须参与的，而解决大众的问题是离不开文化的。所以，建立新商业秩序就必须在文化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就必须在文化上拨乱反正，开展文化重建。现在国内不仅学界、教育界在热炒国学，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作为中国传统优良文化，商界一些人也在极力鼓吹儒学，似乎有了儒学、有了国学就可以有了新的商业秩序，甚至取代新的商业秩序，这是不科学、不现实的。因为儒学也罢，国学也罢，本质上是反现代经济的、是反法制的、是反秩序的，也是反民主的，是反公正的，也是反大众的、是反现代的。因此，国家应该在文化重建上下功夫，它不仅干系到新商业秩序的建立，而且干系到一个国家的向心力、创造力、凝聚力，它也是综合国力一个重要的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