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三农”政策与农民国民待遇

　　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从本次会议透出的信息看，明年，至少有三个“高含金量”的政策：——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加快普及到全国80％以上县（市、区）。（12月24日《新京报》）

　　如新闻所言，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将使1.48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使2000多个县、985万人享受可以维系生计的低保；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加快普及，将使长期困扰农民的“看病难、吃药贵”得到缓解。

　　而且，这还不是三项政策产生影响的全部。如果，我们把三项具有组合意义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政策背后的理念是赋予农民的“国民待遇”。因为，按照经济学家汪丁丁的论述，市场社会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归根结底只有两条：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公民拥有“自身生命”的权利、“基本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显然，三项政策恰恰赋予了农民“国民待遇”中的核心和基础待遇。

　　首先，在全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赋予了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意义不仅是赋予受教育对象以知识，而且，也赋予了受教育对象以选择的能力和向上流动的机会。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指的就是知识可以将一个人从一种处境中移送到另一种处境中，这种移送是改善的、向上的。因此，接受教育就意味着改变的可能，就意味着获得并实现其它国民待遇的可能。而农民子女受教育权的落实，也就间接意味着农民权利的落实。

　　其次，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普及合作医疗，赋予了农民“自身生命”的权利。在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中，农民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生命中出现较大的变故或者感染较重的疾病，他们能做的除了无助的忍受，就是期待额外幸运的降临。而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后，他们日常的生活就不会降到冰点以下；在合作医疗普及后，突发的变故也不会将他们的人生陡然改变。可以相信，在“自身生命”的权利得到保证后，农民也就具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尽管，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还需要在“基本自由”和“追求幸福”两个方面继续努力，但是从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和“自身生命”权利的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国民待遇的逐步落实。因为，相对于“基本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言，前两个权利是基础性，是核心的。它们的落实将为其它权利的落实铺垫基础，同时它们的落实也必然导致其它权利的落实。（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