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尧：“中国国情”如何接轨“国际惯例”

　　文／本报评论员 朱冰尧

　　按说，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经济越来越遵循国际惯例，中国国情的影子也与国际惯例正在相互融合。既要照顾中国国情，又要符合国际惯例，这也是我们正在选择的发展路径。然而这样的美好愿望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搪塞中国的消费者。

　　注意看一下一些地方政府、银行、民航以及行政性垄断行业，他们无论在进行收费、调价方面，还是在行业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都会用上一个“国际惯例”的新名词或普遍惯用的“中国国情”的老名词。而且，往往是在需要涨价、收费等方面提出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在打破垄断、提高服务质量方面提出要符合“中国国情”。

　　听听这些理论：收取

银行卡跨行查询费是“国际惯例”，但谈到中国银行的服务质量，却又声称要考虑“中国国情”。其实你一定能够看得出，“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在一些人和机构眼里，实际上不过就是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国际惯例”对自己有利时就端出来，“中国国情”对自己有利时就放出去。也就是说，在需要制定不利于自己的规章制度时，以“中国国情”拒绝与国际惯例接轨；在需要对老百姓承担责任时，又会拿出“国际惯例”的挡箭牌来搪塞。

　　“国际惯例”，是指植根于国际交往实践，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习惯性做法或通例，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并得到公认的习惯做法。而“中国国情”，则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还不平衡，一切都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看齐。本来，二者仅仅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不应该成为相互矛盾的理念，但实际上却被利用成了矛盾体。

　　从两个方面看，任何事情都应该会要考虑到“国情”与“惯例”。自从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状态，通过对外开放走向国际社会之后，对“接轨”与“国情”的考虑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甚至影响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如何处理“接轨”与“国情”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和体制变革中需要仔细权衡的一件事情。但在今天，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国际惯例”却已成为政策制订者维护自身或集团利益的遮羞布，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对象。“国情”与“惯例”的变异，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样的定义。

　　那么，要让“国情”与“惯例”不再成为挡箭牌和遮羞布，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分析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要从让“中国国情”接轨“国际惯例”的角度，看看我们声称的“中国国情”是否处于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之中，看看我们声称的“国际惯例”是否考虑了实际存在的“中国国情”。只有用平等的眼光共同审视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就不会再犯前矛后盾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