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创新型畜牧业（中）

　　■张振武

　　中国畜牧业转型路线图之二：市场化

　　发展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新型农户，将其培育成适应市场化环境的畜牧业微观经营主体，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骨干中坚；大力发展畜牧生产性服务业，推广“服务体系＋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搭建全社会都能介入参与的平台，构建适应市场化环境的畜牧产业体系。根据畜产品需求弹性低的弱点，国家应针对畜产品市场过剩、价跌伤农的现实，从市场流通环节入手进行宏观调控。对城市中的餐馆食堂等优质商业渠道，实行有机畜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准入。推动畜牧业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让农民通过畜产品提质增值来实现增收，也让城市人吃上安全健康的有机畜产品。

　　将农户培育成适应市场化环境的畜牧业微观经营主体

　　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是市场的常态。市场大起大落、频繁剧烈的波动，让农户吃尽了苦头。虽然畜牧业还有疫病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但疫病等灾害风险，最终都合并为市场风险。如

禽流感灾情尽管闹得举国上下天翻地覆，实际上并没有死掉多少鸡，农户直接的经济损失也并不严重。但消费者心理恐慌，谈鸡色变、消费萎缩，市场价格下跌，销量减少，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所以，疫病灾害风险的合并症也是市场风险。

　　在畜牧产业链中，饲养环节处于弱势状态，从事饲养环节的农户则是弱势群体。它们饲养的是活动物，畜禽需要有生长发育的时间和过程，在生产与销售之间有滞后期，无法弹性操作与灵活调节。待市场旺销价格高的好行情出现时，养殖户马上增产上量已经来不及；当市场出现低谷时，养殖户立即“踩刹车”，却已经晚了。而搞饲料加工的、搞兽药生产销售的、搞运输贩卖的、搞屠宰加工的、搞畜产品销售的，都能及时踏油门、抓机遇，随时踩刹车、避风险。为应对变化波动的市场环境，养殖农户需要具备左右逢源的本事，具有既能抓机遇又能避风险的能力。它们的反应速度要快，行动要机敏灵活。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在畜牧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下，就具备这样的应对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是适应市场化环境的畜牧业微观经营主体。

　　为使农户具备市场应变能力，必须让作为畜牧业微观经营主体的农户，具有充分的生产自主权。现在，土地（耕地、林地、草地等）等基础生产资料都已承包到户，棚圈畜禽等资源要素也已配置在农户手中，由其自主支配。农民有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地决定种还是不种，养还是不养，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进退、上下、量大量小，都由农户来自主决定。鉴于我国发展畜牧业资源短缺的现实，为支持农民增收，要进一步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畜牧业资源，都统统交给农户。

　　现在某些地区把生态保护绝对化，一刀切实行全年禁牧。林地不允许放牧，山地也不让放牧，连路边、田边、林边也不许放牧。夏天草茂盛地长起来，冬天再放火把它烧掉。这种只要环保，不顾农民温饱的偏激做法，严重地影响了畜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实际上，鱼与熊掌兼得的办法也是有的，采取半舍饲、半放牧的方式，实行冬春季节性禁牧，就可以兼顾生态保护与畜牧发展，实现一举两得。

　　为使农户在市场化环境中，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旺盛的发展活力，需要大力发展畜牧生产性服务业，为农民提供技术、资金、信息、市场等配套服务。畜牧业服务体系在内容上要全面，无论农民种什么、养什么，都要有与之配套的服务业来帮助，没有空白和死角；只有畜牧业服务体系健全并有效地发挥作用，农民在市场化环境中从事畜牧产业，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服务体系当靠山、做后盾，农民才能够、也敢于自主地选择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等。农户是鱼，服务体系是水，有了水鱼才能活，才能自由自在地游弋。

　　畜牧生产性服务业是畜牧业发展的保障体系，是农户的强大靠山和坚强后盾。有了服务体系，农户如同变形金刚一样，脚踏种养业这两只船。能选择上马，也能选择下马，在产量上能大能小。它是种养结合的，在粮食行情好、价格高时，他就多销售手中的玉米、大豆等，少养甚至不养畜或禽。在玉米或大豆价格跌落卖难时，他就多饲养畜或禽。他不再盲目地长年饲养，而是根据市场行情，选择适宜时机饲养。他是小型规模化的，因而船小好调头。他是种养结合的，可以脚踏种养两只船、左右逢源。农民手中既有长矛，也有盾牌，在农户这台“汽车”上，既设置了油门，也配备了刹车。在澳大利亚，种小麦的农民在小麦行情好的时候，他就选择收获小麦，卖粮挣钱。而当小麦行情下跌卖难时，他及时将小麦收割青贮、饲喂牛羊。且对奶牛与肉牛，毛羊与肉羊，也根据市场行情动态地调整品种与规模。为提高农户应变市场的灵活性，根据畜产品市场已经饱和的现状，我们不应再大量发展专门化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畜禽品种。侧重发展能肉能蛋的肉蛋结合鸡，能奶能肉的肉奶结合牛等。让农户能够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能自主灵活地调整变换品种，也能根据市场销路订单来决定产量的多少。

　　发展畜牧生产性服务业，推广“服务体系＋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构建适应市场化环境的畜牧产业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转型的瓶颈，畜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也成为中国畜牧业转型的瓶颈。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同样，中国畜牧业的竞争力，也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畜牧业的创新突破，在于畜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于“服务体系＋农户”产业化模式的成功推广。有了服务体系的强大支撑，才能够改变畜牧业在市场化国际化环境中的尴尬处境。

　　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新型农户，在市场化环境中，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也需要建设社会化的畜牧业服务体系，由其来解决农民单门独户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服务体系就没有新型农户，就没有畜牧业的现代化。“服务体系＋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是以畜牧生产性服务业做支柱的创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在服务体系中，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组织，也有公益性的非盈利组织。有政府，有公司，有工厂，还有个体户。仔猪鸡雏来源于种猪场、孵化厂，预混料、浓缩料来源于饲料厂，产品由屠宰场、乳品厂负责收购加工，饲养防疫技术是技术推广部门的事，有困难、有问题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还有畜贩子、肉贩子，搞运输的、搞兽药的等中介，资金由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提供。这些产业链上的成员，构成了社会化的产业服务体系。它们是社会化的，也是专业化的，通过信息化链接形成有分有合的网络体系。“服务体系＋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搭建平台、留出接口，让社会各方面的资源都能投身进来，给它们适当角色，让它们有用武之地。让它们将知识、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要素顺畅地注入进来，为畜牧业发展贡献力量。

　　产业链中的商业性组织，通过市场化的订单契约组织联合起来，他们根据各自手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产，互相提供专业化的产品或服务，形成利益共同体，结成产业联盟。畜牧服务体系中的非盈利组织，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公益服务，这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环节市场是失灵的，如同手机在没信号的地区。这正是政府需要支持的环节与内容。如种畜场是服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即使赔钱，也得坚持不能放弃，国家要给予补贴。如基层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他要向农牧民推广普及技术，进行指导培训服务。它们不能在农民身上挣大钱，也是公益性的，需要国家给予补贴。

　　第一，信息服务是畜牧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时代，市场行情与销售价格，可以通过信息网络的途径来沟通解决。由政府主导建设畜产品信息网络平台，组织专业机构把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开发出来，以信息化的形式提供给农户。包括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质量信息与数量信息，价格信息与销量信息等。围绕畜牧业某个细分产业，将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放在这个平台上，使农民能够消息灵通，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农民利用信息化支持来选择决策，决定自己种什么、养什么，怎么种、怎样养，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卖给谁，用什么样的价格销售，现在的行情啥样，下一步是什么趋势等等。

　　现在，农村信息化的硬件正在普及，将来电脑、手机、电视机都能上网。有信息网络当纽带、做桥梁，农民就能够与大市场连接到一起。就能够挺直腰杆发挥主体作用，就可以行使生产的自主权。我国现在有形的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不缺乏，但缺少全国性的信息化畜产品交易市场。为农民打造信息化的畜产品交易平台，就是为农民建设畜产品销售高速公路网，性质相当于为投资者建设的

股票期货交易所。这是为农民提供的应付市场不确定性的有利武器，应该作为畜牧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来建设。

　　第二，技术服务也是畜牧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畜牧科研机构要通过集成创新，把各相关技术组装起来，研发出模式化、傻瓜化的畜牧技术产品，作为配套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农牧民。这类技术产品，是针对某个特定区域，也是为某个特定产品量身订做的。这些技术不是零散的，而是组装起来的，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技术产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傻瓜化，汽车才成为大众的交通工具；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傻瓜化，电脑和手机等才能在大众中普及。有了简单化、傻瓜化的技术产品，就能出现农民人人都会干，形成户户都能养的产业集群。在推广普及环节，要由基层的技术推广部门，采取信息化手段或面对面直接入户的方式，将组装集成的模式化、傻瓜化技术产品输送到农户手中，在它们中间发芽生根、开花结果，这最后一公里就接通了。

　　第三，金融服务是畜牧业服务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今后，农村金融将会大量以小额信贷的形式面向农户发放。种养结合小型规模化的新型农户，作为适应市场化环境的畜牧业微观经营主体，正好与之对接配套。今后，中小企业也将是农村金融扶持的重点对象。在“服务体系＋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主导下，畜牧生产性服务业将会迅速发展壮大。有商业性的企业组织，也有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有产前的、有产中的、也有产后的。它们是知识化、专业化、信息化的，是化整为零、各具优势的中小企业，它们也都是需要金融服务的对象。农村金融既要面向农户，也要有针对服务体系所有成员的金融产品。

　　第四，与时俱进地更新畜牧产业化模式，用“服务体系＋农户”替代“公司＋农户”。“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是服务体系不健全的产物。由于服务体系的缺失，导致龙头企业患上“大而全”的“肥胖症”。“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是将服务体系的业务组装在龙头企业内，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从而使龙头企业成为“大而全”的庞然大物。它既含有商业性业务，也包括公益性业务。在生产环节既要养种畜种禽，为农户提供仔猪鸡雏等，还要建粮库、建饲料加工厂等，从事收粮、储粮、榨油产豆粕等业务。它还拥有车队，为农户运送鸡雏饲料等。它还建有屠宰加工厂，既有生产生鲜冻品的工厂，还有生产香肠火腿熟制品的工厂，甚至调味品厂、包装物厂等等。龙头企业还配套建有研发机构，如畜禽饲养技术研究所、病害防疫技术研究所、饲料配方技术研究所，还有配套的实验场等。还要组织技术推广队伍，在农户中从事技术推广服务等等。

　　“大而全”的龙头企业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它还要介入流通商贸领域。在通路制约的市场压力下，它要在国外建销售处开拓国际市场，也要在国内建销售公司占领国内市场。还要在市场终端建零售型的专卖店，在餐饮通路建连锁酒店，花大钱做广告、树品牌，构建销售网络等等。在畜牧生产性服务业缺失的背景下，龙头企业种养加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介入了畜牧产业链的各环节。包括了饲养、加工、生产和内外贸商业流通，甚至连农户的银行贷款都由龙头企业承贷承还。这样龙头企业就逐渐地庞大起来，产业链越来越长，资金需求越来越多，缺口也越来越大，当然资金链也越来越脆弱。

　　由于畜牧生产性服务业的缺失，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龙头企业只好勉为其难，试图去包打天下。现代畜牧业是社会化的大产业，资源要素都分散在社会各成员手中，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企业更无法全部掌控。如果是“服务体系＋农户”的产业化模式，龙头企业就是服务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它或专营工厂从事加工，或专营品牌从事市场营销，或专营技术从事研发推广。不再打肿脸充胖子搞“大而全”，既给自己松绑，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给农户带来的系统风险。有了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体系来充当农户的后盾靠山，农户不再把自己绑在某一龙头企业的战车上。某一龙头企业倒闭，也不至于火烧联营，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牵进去殉葬。

　　国家要对畜产品市场实施宏观调控，推动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让农民通过畜产品的提质增值来增收，也让城市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健康的畜产品

　　国家信息中心分析2006年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时，取样的是七月份数据：居住类价格持续走高，服务业价格涨幅较大，但是肉禽蛋类价格是下跌的。其中，肉禽产品价格下跌7．1％，鲜蛋价格下降12．9％。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行业与产品都涨价，甚至大幅度地持续涨价。只有畜产品降价，并且是大幅度的降低，尽管畜产品价格后来也有反弹，但都好景不长，仍是跌多涨少。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致使这个行业已经成为所有行业中利润最薄的行业，几乎是难以继续生存的行业。

　　需求弹性低是畜产品致命的弱点，因为人的胃是有极限的，肚子就那么大，装进去的食物在数量上有限。人口就那么多，市场就那么大，空间也是有限的。在现代科技和资本的强力支撑推动下，畜牧业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现在畜产品市场已经饱和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仍路径依赖地使用短缺经济时代的规模化数量型增长方式，继续加大技术资金等资源投入，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畜产品数量，让更多的畜产品投放到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蛋贱伤农、肉贱伤农、奶贱伤农。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虽然创造了高产量，但事与愿违，农民的收入却不会相应提高，由于卖难农民收入反而会下降。现在大路货的畜产品，已经数量过剩、价格下跌，追求规模化数量型的发展模式，会导致更大的过剩，更严重的价跌。

　　在数量型增长方式下没有赢家，畜产品市场饱和过剩，价格下跌谷贱伤农，农民增产没有增收。城市人虽然在价钱上得到一些实惠，却难以吃到优质健康的畜产品。由于大量问题畜产品危害了健康，城市人也算是吃了大亏，因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健康。现在畜产品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重灾区，这比矿难危害更大，矿难受害者毕竟人数有限，而食品安全危及的是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这比沙尘暴更严重，沙尘不是有毒有害物质，从呼吸道进入人体在数量上也有限。而问题食品中的重金属、抗生素等是化学物质，要吃到人的肚子里去，溶入人的血液中，还在人体各器官中到处漫游流窜，并进行生理生化反应，甚至潜伏隐藏，对人健康的危害严重而持久。食品安全是重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对红心鸭蛋、多宝鱼等食品安全问题，整个社会高度关注，媒体大肆曝光、舆论谴责，政府有关部门也严查狠打。但仅靠谴责惩罚是不够的，食品安全是系统性问题，涉及面广、层次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其中，畜牧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是其中原因，不能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更是重要原因。

　　第一，目前，畜禽工业化饲养方式被当作畜牧业现代化的目标来推行。在工业化饲养方式下，畜禽高密度地生活在圈舍笼栏内。它们见不到蓝天、草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基本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情感需求，只能被动地快长肉、多产蛋等。在得不到起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在过劳亚健康状态下，畜禽必然会生病，生病就要喂药，喂药就会产生药残。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畜产品是制造出来的，不是饲养出来的。畜牧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制造出有疫病药残的畜产品，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现在，国际国内对食品安全的标准都升格了，过去允许使用的药物，现在都变成了禁用药。而且禁用药范围越来越大，允许使用的药物越来越少，几乎全部在禁用范围。即使允许使用的药物也有用量限制，用药标准异常苛刻，达到即使闻一下都会超标的程度。由于畜禽饲养普遍实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所以畜禽疫病药残问题带有普遍性，不是个别情况。仅靠谴责与处罚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度，在源头上入手，将饲养方式由工业化转变到生态化上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第二，由于追求大规模高产量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科技和资本也沿着这个方向大力推动促进，导致普通畜产品市场饱和过剩，致使畜产品市场环境日益严酷。在畜产品的饲养加工环节，煤、水、电、油、原料、人工运费都已大幅度涨价，增加了生产和运输成本。玉米乙醇正逐渐替代汽油成为工业品，饲料玉米也在涨价。在销售环节，城市中的超市等大卖场，已经取代传统的农贸市场、食杂店等，成为肉禽蛋奶销售的主通路，形成了通路垄断。这对畜产品生产者是高门坎、是壁垒、是强大的制约。超市大卖场凭借连锁经营销量大的垄断优势，不仅把肉禽蛋等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还设置了进店费、赞助费、店庆费，以及1－3个月的账期等苛捐杂税，导致销售成本提高、费用增加。原料涨价、成本上升，让畜牧业叫苦不迭；市场过剩价格波动下跌，让畜牧业雪上加霜；城市中销售通路制约，让畜牧业腹背受敌；从事畜牧业的农民遭遇前后左右包围夹击。

　　把畜产品假冒伪劣的原因归结为我国企业规模小、数量多、技术水平低、员工素质低等，都是不准确的。企业规模大小不是产品优劣的必然因素，小企业也能生产优质产品，但前提是优质一定要优价，如果没有优质优价的市场保证，小企业就会采取另类生存的方式，打擦边球、偷工减料，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降成本或增产量，以获得微薄的效益来求生存。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优质不优价的市场环境，结果就是逼良为娼。人们把食品质量安全的希望，寄托在大企业、名牌企业的身上，确实大企业、名牌企业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假冒伪劣，必须货真价实。但是优质不能优价的市场环境，大企业更难以挺住和坚持。它不能选择小企业偷工减料的生存方式，只能坐以待毙。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优质不能优价的市场环境，是逆淘汰机制，无法获得优质安全放心的畜产品。

　　任何行业放任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进行自由调节，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不能稳定持续发展。畜产品市场也一样，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难以靠市场力量自由调节来实现，需要政府用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也许不是钢铁水泥，而是畜产品。所以，畜产品是最迫切需要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行业。国家对工业品的产能过剩，对钢铁、电力、房地产等行业及时地大力度地实施了宏观调控，使遭遇过剩危机的产业，能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收到了良好效果。现在，低质畜产品的过剩，已经危及了中国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农牧民增收，也迫切需要靠国家的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对畜产品的宏观调控，既要防短缺，也要防过剩。如同货币政策，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防止通货紧缩。短缺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过剩则谷贱伤农。

　　当前，国家对畜产品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防过剩，需要采取措施调整结构，促进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政策导向上，政府要围绕着产品质量投入各种资源，在资金投放上向有机畜产品倾斜，在技术投放上向有机畜产品倾斜，在人力投放上也向有机畜产品倾斜。引导支持农户按有机食品标准生产，并在市场流通上为有机畜产品提供营销高速公路。对城市中酒店学校机关食堂等优质商业通路，实行有机畜产品市场准入，为有机畜产品提供优质优价的销售平台。为生产有机畜产品的农户，提供稀缺的市场资源。通过国家政策渠道，给予优质的市场渠道资源，比给农民钱更有价值、更解渴，让农民一斤肉获了二斤肉的收入，一只鸡卖出了两只鸡的价钱。通过宏观调控，使畜产品走出过剩价跌的困境，让农民能够通过畜产品的提质增值来增收，同时也让城市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健康的畜产品。国家的宏观调控，既要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畜产品的不轨行为。也要严厉打击低价倾销的不端行为，维护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有了优质优价的公平市场环境，就能有效地对畜产品厂家、商家进行监管，要求它们规规矩矩不偷工减料，走优质优价增收的路子。

　　畜产品质量问题有特殊性，有常规的质量问题，如腐烂发霉超贮变质等这类质量问题，在外观上能够发现、容易控制；存在这类常规质量问题，不论价格高低，都不能上市销售；特殊质量问题是疫病问题，是抗生素、重金属、激素等药残问题。这类问题消费者用肉眼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同时质检部门也无法全部现场监测。让消费者放心的健康畜产品，必须采用健康的饲养方式来获得。让消费者放心的内在健康品质，也必须投入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生产者要舍得把资源投入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品质上，甚至肯以牺牲数量来换取质量，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花钱买放心、买优质。现在城市消费者认同绿色食品，更认同有机食品，但是不认同绿色有机食品较高的价格。他们希望以普通食物的价格，来消费绿色有机食品，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公平的。对畜产品实施宏观调控，需要依靠国家的信誉和力量，对消费者进行优质优价的教育。告诉他们“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要舍得花钱买健康、买安全、买放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健康、安全、放心是有投入有价值的东西，也要花钱来买，这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已率先脱离温饱，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消费结构也已发生变化，他们追求消费绿色健康安全放心的畜产品。畜产品通过优质化的方式，即使提点价，城市人也能承受，也会理解。这是实行畜产品优质优价十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

　　林毅夫教授指出：“从1978年底到1984年的短短6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在那段时间，政府高兴，因为解决了粮食问题；城里人高兴，因为农产品市场丰富起来；农民也高兴，因为自己的收入快速增长”。国家通过实施宏观调控，促使畜产品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也能收到“三个高兴”的圆满效果。政府高兴，因为解决了农民增收这个三农的核心问题；城里人高兴，因为吃上了放心健康的肉蛋奶食品；农民也高兴，因为畜产品增值，为他们增加了收入。我们扶农、支农、助农不能尽是输血的办法，尽是施舍救济的方式。就中国大多数农村来讲，种植业养殖业仍然是优势产业。农民在种养业上找到增收的突破口，就有了用武之地，就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