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尧：７０００亿增收财政引出国民共富话题

　　文／本报评论员 朱冰尧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今年一定要笑逐颜开了：国库的银子又要增逾7000多亿元了。一个历史性突破的增收数据正在预示着财富丰裕的国家形象显现出来。

　　从1994年到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从不足4000亿元已经扩张到38000亿元左右，今年财政增收可能历史性地突破7000亿元。国富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高兴的事情。可是多数百姓在高兴之后，有的回头算计着自己的生计：上个月的家庭收支平衡吗？下个月的盛会该如何打理？静下心来，百姓自己的富裕才是他们最终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1994年税改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ＧＤＰ，而且财政收支规模占ＧＤＰ的比例也越来越大。2005年这一比例为18．53％，如果加上偿还国债支出、社会保障费收入、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后，财政收支将占到ＧＤＰ的30％以上。

　　同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

　　176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一个社会只有放手让每个人富裕起来，它本身的繁荣才有保证。显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实际上为民富论。

　　因此，国富、民富不应是先后关系而应是共富关系，只有国与民共富才代表为政者的真实政绩水平。在一个时代，财富就那么多，国家与人民或是百姓分而食之，国库多了老百姓那可能就少了，反之亦然。而要想让国库多起来也简单，多征税就能解决，但多征税却可能降低百姓财富。

　　在改革开放前的较长时间里，我们的财富观是国富观而不是民富观，实施的是富国贫民的策略。人民积贫积弱，就会造成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国家也产生了种种危机。市场化冲击了这种财富观，但是藏富于民的市场经济的财富观念并没有完全被认可，对国有经济的千般呵护和对私人经济的种种歧视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在国富后，中国的财政投入多倾向于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劳动者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也会造成国富民贫。

　　所以说，财政增收后的增支方向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让百姓真正分享国富带来的民富。比如，财政可以通过加大对社保的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可以取消利息税，增加存款利息；也可以适当降低税率，提高百姓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低收入群体等等。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财政要起到平滑作用，让更多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真正实现国与民共富的长治久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