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良治

　　WTO五年后

　　年终特刊（三）

　　祝乃娟

　　政治体系的良治不仅是自主的，更呈现开放性。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今年来最流行最热点的一个重要话题。政府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正在逐步合理的推进，2005年政府在追求环保、重视民生方面呈现出更大的自主性。在2006年，政府进一步开始了与外部（民众、企业）的充分互动，表现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控高房价、进一步控制地方投资冲动、对社保基金的关注，等等。

　　在国际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更明显地体现在一些重要的对外投资上，比如与非洲大陆密切的贸易往来，以及与东盟的进一步密切。中国贸易版图正在经历一些可喜的变迁，其中的乐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

　　年代翻新，陌生的曙光破窗骚扰陈年的困惑。新的进步又准备发芽了。

　　作为现代政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的、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主张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政治系统与外界的互动图景。通过认知这个图景，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政治系统的深刻变化，或激烈、或温和，或细微、或宏大。

　　政治系统分析是一种来自于动力学的灵感，它将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公共政策就可看作是政治系统对环境作出的一系列反应。在2005年，细心的人们观察到，我们的政治系统内部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问责制，问责制可以看作是政治系统内部作出的深刻的自我检视与健康的自我修复，其良好结果是进一步促使政治系统自身的正常运作。相比于2005年，在接下来的2006年里，政治系统则更多地表现出了与外界环境（社会上的个人、企业）的互动，和谐的力量与维度，变成了时刻牵引政治体系不断靠近公平公正轨道的力量与准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则是这种政治体系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2006年7月6日的新华社消息称，惠及全体人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正式启动。

　　政府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一方面原因是环境反馈到政治体系的信息所致，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系对这种来自环境的信息作出了及时地反应。谁都知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深入人心的明智之举，而且，这项改革带有着中医的某种真谛，即“治本”而不仅是“治标”。如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不仅是做一些简单的数字加减，更重要的是通过此项改革，推进一些垄断行业的管理水平提升（比如，对这些企业高管人员的合理的薪酬制定，有助于抑止其向职工发奖金倾向）。不仅如此，如能借此改革使这些企业的劳动力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这样市场中真正有竞争力的劳动者才会因此而进入这些企业，获取自己应得的收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就不仅是做加减法了，更是深化了我们的各项改革。

　　如果说2005年公平公正的维度已经占了主导地位的话，那么2006年则是在一些具体方面做了具体的实施。除了针对垄断行业的各项改革，还有对高

房价的着力调控，对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等的推进。

　　除了各方将镁光灯都聚集在垄断行业之外，还要看到社保、医疗和教育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影响，此时就不能不提到农民群体。尤其是当我们在入世五周年之际讨论“国富”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能忘记“民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步步地逼近“国富”是不证自明的，很多来自中国的奇迹，中国年均9％的增长率，中国的摩天大楼，中国的软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但是“民强”却更重要，这也正是我们政府于2006年启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义所在。国富是前提，而民强则涉及分

蛋糕，一小步的进步也是值得一提的，一片刻的停顿也是不应该的。民强，需要政治体系更多地与外界环境互动，根据环境信息提供适时的公共政策。将近8亿的农民群体，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我们入世五周年之际考量农业和农民的感伤，这不是煽情，这是现实需要人们思考的问题，这甚至是事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终能够惠及多少的问题。现今，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加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投入的勇气和力度，尤其是当我们为万亿外储头疼的时候。

　　人们只能在暂时的困惑中重整人类的尊严。让农民收入增加，让收入分配改革惠及这个庞大的群体，是对他们国民待遇的肯定与尊重。2006年年末，政治体系也不断在这方面呈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农民增收又被提上日程。在年底粮价恢复性上涨之后，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保证农产品价格合理，使农民得到实惠。

　　当然，所有的政治体系与外界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希望都能最终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定，为各方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