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社会”：一条路线的坚持

　　

　　WTO五年后

　　年终特刊（三）

　　文/高世楫

　　从2001年加入WTO，中国彻底告别了思想路线的争议，走上了融入全球经济潮流之路，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新的时代。虽然此后也发生过几次反思改革的争论，但也只是趋于完美的修正，再没有过去几十年间政策的大起大落。

　　5年时间，中国从全球经济体的第6名迅速攀升至第4名，享受着国际经济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回报。全球产业资本的转移，诞生了一个制造大国；而伴随财富的积累，中国亦向资本大国迈进。21世纪一个新的大国正在形成。

　　不过，大国并不永恒，历史上一些崛起的大国如流星拂过，只留下历史的叹息。如何长期保持，有赖于合理的国家制度设计，我们需要从自己和它国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仍有诸多不利的制度需要变革，改革开放的路线仍要坚持。

　　·策划语·

　　从150年前开始，朝贡体系在战争中迅速崩溃，工业革命车轮碾碎了五千年大国的骄傲，殖民贸易掠夺了两千年帝国的尊严。海洋贸易取代大陆贸易将全球国家重新划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挟工业革命之威，贸易之力，登台了一个又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中心之国信念亦消失殆尽。

　　清帝国灭亡不但瓦解了延续已久的帝国体制，植根于帝国体制的文化认同亦随之解体。反思儒家思想，打破精神枷锁，吸收外来制度和文化，成为推动中国变革自强的动力。

　　百年之中，中国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复兴道路。

　　当全球殖民体系崩溃，自由贸易制度确立，工业革命已到了收尾之时，中国的痛苦转变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28年前，邓小平一项划时代的决策，结束了中国被动融入世界贸易格局之路，开放和改革成为随后几十年的主题。

　　此后道路并非坦途，但中国人从未放弃。

　　2001年，当龙永图与巴尔舍夫斯基在谈判桌上最后握手的那一刻，中国最终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潮流的一跃。

　　此后，虽经至少两次反思改革的争论，但开放的思维如此深入人心，邓小平确立的经济遗产被完整的继承下来。5年之中，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困惑被WTO的条约消除，中国享受了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回报，一个制造业大国迅速产生，并向资本大国迈进。

　　5年中，声势浩大的贸易与投资中国的“运动”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正展现一个国家命运的转折。

　　5年之内，中国愈来愈引人注目，经济总量从全球第8名跃升为第4位，这还远不是最终的座次，全球的各种经济组织还发出一个又一个乐观的预言。

　　中国触摸百年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如此之近。一个大国的脚步声正越来越近。

　　历史上，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带来了复杂的情绪，恐慌、兴奋、忧虑与欣喜常常交错在一起。大国拥有荣耀，大国亦意味着责任。当拥有全球1/5人口的国家兴起的时候，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中国需要解答这个命题。

　　历史能赋予智者智慧。“墨攻”中说，“墨者，兼爱非攻。”这是中国千年文化赋予的智慧。

　　共享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中国向全世界阐释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成为大国后的责任。

　　而历史有变，文化亦会轮回。

　　百年之中，中国为探求国家复兴的动力，不断否定自己，以寻求注入新的文明动力，但百年之中我们迷失了自我。而大国之立，中国需要重新自我定位，是为肯定。历史亦是在否定－肯定－否定－肯定中完成的哲学命题。

　　什么是中国？何以中国？在贸易和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崛起之中，一场“新文化”运动相伴必然。“新儒学”讨论日烈，民族认同日兴，这也是百年来单向文化输入的结束，双向文明交流的开始。那么，我们需要向世界贡献什么呢？这将留给未来几十年回答。(李振华)

　　对劳资关系监管不力，导致第一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滞后，第二次分配未能弥补第一次分配的不足，结果是不平等程度增加。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过去100多年成长历程，充分地证明“政府干预也许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普遍的制度变迁”。

　　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从GDP增长速度、对外贸易水平、贫困人数下降等数量指标看，还是根据个人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改进的亲身经历，这近30年的变化都可谓“天翻地覆”。即使对中国经济增长最冷静的观察家也承认，中国从1978年以来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人类现代历史上，虽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陆续实现经济起飞，创造了30-40年持续增长的“东亚奇迹”，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的持续高增长就更显难得，影响也更加巨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正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甚至将会影响全球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未来。

　　增长的原动力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改革前28年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和技术能力不无关系，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吴敬琏先生从增量改革、有机发展的角度，准确地描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模式和经验。在过去近30年间，中国通过积极鼓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外的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引入竞争，开放市场，适时启动、渐次推进和逐步深化了改革、推动了发展。通过引进外资、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发展、改革国有企业等，成功构建了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通过逐步扩大市场准入，打破了国有企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逐步实现了通过竞争性市场配置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渐从直接配置资源、直接负责生产运营转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规则、提供公共服务。正是企业治理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协调改革、整体推进，使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加入WTO），并同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结果是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就在其他国家惊诧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甚至有人提出要以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北京共识”取代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解体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全球市场化改革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时，我们自己对这多年来的改革道路和改革措施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触发这一关于改革前途大讨论的事件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其实，类似于此的反思或争议在过去的近30年间也曾多次发生，但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最好地证明了我们的选择———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坚持。而这次关于改革前途的分歧，主要的也并不是对改革开放基本取向的否定，而是对改革方法和发展路径有不同看法。

　　借助因特网所提供的全新的交流平台，更多的人获得了过去历次关于改革争论时所难享有的表达机会。虽然整个世界都还在探索如何驾驭因特网这种新的交流方式，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提高全人类福祉，但这种新技术无疑已经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不同人士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改革问题的讨论，表明我国政治舆论环境的改变，而这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重点要转向制度建设中国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对改革开放的一贯坚持，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吴敬琏先生指出，我国的改革存在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市场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法制环境未能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供应不足、增长方式转变不到位等四大失误，导致了目前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促使人们反思改革的一些政策。

　　对一些突出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大家有一定共识。老百姓生产、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是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生产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客观地反映出改革多年积累了一些矛盾、经济发展后出现了新问题，如改革中的巧取豪夺与官员腐败、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不公、发展中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不均、以及普遍的社会信誉丧失、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等。

　　更进一步讲，由于法律体制不健全、政府行为不受约束等，导致国资、国企改革中的贪污腐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绩效差；市场准入不公平，竞争秩序不完善，部分本土企业受到歧视，市场效率低；垄断行业改革和监管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存在越位和缺位，即对市场垄断、竞争秩序、劳资关系、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未能加强监管，而对土地资源配置、税收规则等问题的直接干预造成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扭曲；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政府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等等。市场竞争的扭曲产生了经济效率损失，表现在增长质量低、增长方式粗放。对劳资关系监管不力，导致第一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滞后，第二次分配未能弥补第一次分配的不足，结果是不平等程度增加。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加入WTO的头两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其中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而同期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这表明不但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而且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收入甚至出现绝对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的缺失进一步减少了弱势群体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

　　这些问题中有些是改革的问题，有些是发展的问题。改革路径和策略的失误、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认识不足，导致制度建设滞后，造成改革的问题。同时，我们在从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都是过去所未经历，至少没有在目前的层次和规模上经历过，这也是目前社会经济矛盾突出的原因。

　　2003年，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将中国改革开放推上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建设的轨道。该决定和“十一五”规划都对完善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进公司治理、规范市场秩序，宏观调控、加强农村改革等领域的改革做出了部署，同时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也提出了要求。这些改革所体现的，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长期制度建设的要求。

　　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保护市场交易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并约束其行为，特别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政府的行为。由于我国有较长的计划经济传统以及大一统的历史文化，如何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近十年、特别是加入WTO后的这五年间，执政党和政府在建设法治经济、法治社会上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制订、修订和完善了一批法律法规，并启动了实施议程。

　　除了宪法的修改，建设法治经济的一个里程碑，就是2003年通过、2004年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它第一次系统全面地确定了政府行政行为的边界，强调了个人、企业、行业协会和市场在处理经济社会事务中的主体地位，规范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和行为。

　　同时，国务院在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经过10年时间的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准确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基本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基本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基本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

　　这两部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先进，内容完善，将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南。为此，国务院总理曾专门组织学习讨论会，并通过电视电话会的形式组织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学习。

　　政府的责任

　　现代市场经济是长期演化而形成的高效的系统，它的有效运作需要一系列规则的约束，其中包括有效的政府干预，如产权保护、市场监管、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过去100多年成长历程，充分地证明“政府干预也许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普遍的制度变迁”。

　　19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由放任的竞争导致美国进入寡头垄断横行的镀金时代，国内市场混乱、劳资矛盾尖锐，致使部分传媒和政界人士开始推动政府立法限制寡头利益，完善市场竞争。在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成立了包括州际商务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一系列联邦监管机构，通过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律法规。

　　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期间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动美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建立了一系列联邦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改善公民福利，初步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1944年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更是提出了被美国宪法学者称为“第二次权利法案”的经济社会福利目标，明确地提出每一个美国公民除了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以外，还应当包括就业权、合理报酬和收益权、公平竞争权、健康医疗权、社会保障权和受教育权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权利。

　　这些经济权利的提出，奠定了美国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经济发展。秉承这一新的权利法案的宗旨，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theGreatSociety”的纲领，开始立法和实施“向贫困宣战”、保障黑人权利、扩大联邦对教育和医疗的干预、解决环境监管和城市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建立了美国公民至今仍然享受到的种种社会福利制度。正是经过了包括进步运动、新政、“伟大社会”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管制改革在内等改革和调整，美国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完成了国家制度建设，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可以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决议，提出改革发展的内容已经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还涉及到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到发展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这是近30年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继续，更是改革开放目标的进一步升华，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国家体制建设的阶段。

　　中央决定中包括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等决定我国宪政体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的制度安排。对于前者，我们需要在充分吸取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基本政治制度，真正实现制度创新。就后者而言，在认真分析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可以更系统全面地学习其它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以及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本土经验。需要特别强调的，在建设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同时，必须同步建设规范的预算制度和严格的

审计制度，这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制度要件，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可问责政府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若执政党和政府能够切实推进全面制度建设，则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指日可期。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供职单位无关）

　　就业权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商店、任何一个农场或任何一个矿山，找到一份有报酬收益的职业的权利；

　　合理报酬权赚取足够的钱财维持适当的食品、衣着和娱乐的权利；

　　农民收益权每一个农民以一个可接受的收益生产和销售自己的产品以便维持他和他的家庭安居乐业的权利；

　　公平竞争权每一个商人（无论大小强弱）在国内外免除不公正的竞争和垄断者的控制，都可以在自由的氛围下从事贸易的权利；

　　健康医疗权享有足够的医疗服务并有机会实现和享有良好的健康保健的权利；

　　社会保障权享有免除老年化的经济恐惧、疾病、突发事件和失业的适当保护的权利；

　　受教育权获取良好教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