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建：另一种视角看入世后

　　□本报记者余力

　　5年前，中国的入世承诺使境外资本首次赢得进入金融行业的许可。2002年－2004年，经过两年谈判，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本基金之一新桥集团获准成为深圳发展银行的控股股东，这是1949年以来外资首次进入中国银行业。12月12日，主持这一历史性并购的新桥执行合伙人单伟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您所理解的全球化是什么？

　　单伟建：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李嘉图(Ricardo)相对优势贸易理论所假设的条件：按照相对优势全球性的分工，各尽所能，并通过自由贸易各取所需，市场充分开放，企业跨国境经营。但真正的全球化恐怕永远实现不了，所谓“化”只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记者：新桥何时进入中国，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何在？困难又是什么？

　　单伟建：新桥早在12年之前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在这些年里，我们已经做了许多投资。中国市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非常快，许多产业发展的速度甚至比经济发展还要快。但许多产业的发展导致产能过剩和竞争，使得许多企业难以获取足够的利润。但中国市场正在成熟，现在中国市场有许多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机会。法律体制也得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在您从事中国业务的过程中，您所观察到的制度、规则以及理念上的变化和改进何在？

　　单伟建：以我的观察，与亚洲其它国家相比，现在的中国对于外资是最为开放的国家。这一点从政府政策，到一般民众的态度都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在过去的十年中远远领先亚洲其他国家。“有容乃大”，中国人的心态是大国心态。事实证明，改革和开放并行是成功的战略。没有开放，

中国经济的进步不可能如此巨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市场日臻成熟，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加，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但同时，中国的经济官僚体制和与之相匹配的审批制度，也是亚洲主要经济中最为繁琐、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市场有了巨大的进步，监管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但审批制度似乎更为官僚化了。这不仅是对外资，对内资也是如此。

　　记者：作为一名游历各国的投资者，中国入世五年来，使您感触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单伟建：中国正处于改善增长质量的过程之中。直到目前为止，增长是由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产能来推动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效率是相当低的。此外，它依赖制成品的出口以及原料和

能源的进口。这就是为什么快速增长带来贸易摩擦的原因。现在中央领导层已经决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更加倚重国内消费拉动。这是正确的决定———它将使中国的增长更可持续，更少依赖于储蓄和资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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