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优质发展之路，中国游刃有余

　　 “惟一对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可能构成障碍的因素来自外部的冲击。最大的风险是，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增长动力不足，或由华盛顿带头基于政治理由爆发的保护主义活动。”

　　我还发觉，中国比较愿意把焦点放在提升其制造业技术的质量上。目前中国环境已恶化到非常严峻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整整七个。此外，中国在水源污染问题上也领先全球———其排放出的多种有机水源污染物数量是排名第二位的美国的三倍，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五倍半。

　　此外，中国在

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使用上，其效率之低令人遗憾。以国际能源协会公布的数据为例，中国目前每GDP单位石油需求是世界其他国家水平的约两倍。中国最近颁布的“十一五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的每GDP单位石油耗量每年降低4%，即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下降20%。

　　与此同时，政府希望能改变其“大量消耗大宗商品”（包括主要金属及其他原材料）的增长模式。中国领导层———特别是在国家发改委做着国家规划工作的官员———认为，通过从快速增长的商品密集固定投资模式逐渐向以私人消费为导向的“低商品消耗”模式转移，是达成此目标的最好途径。至于能否遏止污染或降低能源及其他工业用原材料的需求水平，我认为中国政府已高度意识到，这是他们要面对的质量问题的重要一环。

　　我注意到，中国银行贷款的质量呈现上述类似趋势。有趣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和高层银行界官员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经济一旦放缓，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危机将难以避免。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者和银行家都认为，当前的过度投资———固定投资快达到前所未有且令人忧虑的50%关口———是孕育新一轮不良贷款危机的温床。中国极其需要改善其资本配置的质量。

　　如日前我在北京见到的中国官员所说的，改革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惟一方法，特别是要在投资和贷款审批程序上注入更大程度自律的改革。针对若干过热行业实施固定投资调控的行政指令在这方面是有用的，另外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选择投入能力的相关行动也同样有帮助。然而，在由市场经济带动的资本配置体制建立之前，上述的行政措施只是暂时性的。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近期中国主要银行的公开上市，此举应能为日渐商业化的银行贷款业务注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元素。但归根结底，目前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业体系必须加强中央化运作，为建立一个生机勃勃、按商业常规运作的借贷文化创造条件。

　　我感觉到，随着

中国经济放缓的即将到来，中国对于处理银行贷款质量问题的关键性一面有着新的迫切感。

　　终于，我察觉到，中国在对于改革的整体取态上，发生了微妙但重要的转变。本年初，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让外资跨国公司有机会策略性入股中国企业———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倒退迹象。在某些领域，若干人士担心外国人正以低价买入贵重的国家资产———特别是当中国股市急升把外资持有的股份市值迅速推高时。据参与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内部官员表示，此等顾虑已有所消退，中国最高层领导中的改革派似乎终于战胜了保守力量。因此，质量改革的推进力度可能会使被削弱的顾虑也得以减轻。

　　归根结底，增长经验的素质才是增长能否持续的终极仲裁人。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走数量发展之路。在坚持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调整策略，把较大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成果的质量上是自然不过的。毋庸置疑，在增长过程中，质与量互为影响。强调质量的新举措可能意味着中国将会在数量上做出牺牲。好消息是作为一台年增长10%的增长机器———且目前更高于这水平———中国对此调整应迎刃有余并且似乎愿意接受。跟广泛看法不同的是，中国并不需要10%~11%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确保社会稳定。根据其倾向支持实质改善质量的最新颁布的五年计划，直到2010年的目标GDP增长平均“仅仅”是7.5%。

　　我认为惟一对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可能构成障碍的因素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增长动力不足，或由华盛顿带头基于政治理由爆发的保护主义活动，均是这方面的最大风险———前者带来暂时性的经济下滑影响，而后者则是更令人担心的有系统风险。然而除了这些潜在风险，我看到的中国似乎颇愿意为较慢的增长和希望提高质量而非数量付出代价。这是对于中国和世界总的而言的一个重大消息。

　　（节选自史蒂芬·罗奇《中国走优质发展之路》一文，昨日已发上半部分，今日刊登下半部分）

史蒂芬·罗奇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订阅东方早报请登陆东方早报网站或拨打 962288 或 8008208696；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资讯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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