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消费需求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大势观察■陈文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消费结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我国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从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看，我国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消费不足仍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主要表现为5个“过低”和1个“过高”。

　　一、最终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呈不断减弱之势

　　197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62．1％，“六五”期间平均为66．2％，“七五”期间为63．4％，“八五”期间为58．7％，“九五”期间为59．4％。2000－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6％、55．5％、53％和52．1％，2005年比2000年降低了9个百分点。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太低，根据2002年数据，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低近30个百分点。

　　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必然使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部分来自投资。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增长明显快于ＧＤＰ的增长，2000－2005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5．3％、36．5％、37．9％、41．0％、43．2％和42．6％，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2002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我国投资率显然过高。

　　二、居民消费率过低，居民即期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受到较强的压抑

　　主要表现：一是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我国1978—1989年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1．3％，1990年以后逐年降低，2005年降到38．2％，15年下降了11．5个百分点。而在2000年世界居民消费率就达到62％，低收入国家为69％，下中等国家平均为56％。二是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97—2005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80％下降到73．3％，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26．7％。而世界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在80％以上。三是居民消费倾向较弱。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比ＧＤＰ年均慢1．9个百分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5—0．6区间，即居民每增加1元收入，只有0．5—0．6元用于消费。消费在居民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1997年的50％，到2005年这个比重降至39．2％。

　　三、农村消费水平过低，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是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近十几年来差距迅速扩大，2000年至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5．6元、2622．2元、2936．4元和3255元。城乡收入比2000年为2．78∶1，2001年为2．90∶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4年为3．21∶1，2005年为3．22∶1，二者差距逐年扩大。二是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38元，城乡消费水平之比是2．9∶1，1990年扩大到3．0∶1，2000年至2005年连续六年保持在3．6∶1左右。从城乡居民消费构成来看，2000—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60％上升到67．1％，而农民消费比重则由40％下降到32．9％，六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三是城乡市场规模差距拉大。1995年城市与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2376．7亿元和8243．3亿元，城市是农村的1．5倍，而到200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04倍，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足25％。四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拉大。2005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到36．7％，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5．5％，这个数字比1990年扩大了4．2个百分点。

　　四、中产阶层人群比重过低，尚未形成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和有强劲购买力的可持续消费能力

　　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消费者群体，是产生可持续消费需求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中产阶层虽然正在产生并得到扩大，但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一方面，中产阶层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重很低。据有关统计，2005年我国仅有13％的家庭步入中产阶层，预计到2010年这个比重才能达到25％。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消费率近年来也出现大幅度下降。据有关机构调查，我国中产阶层消费率从1985年的91％降至2005年的75％。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户均全部财产只相当于大中城市一套经济适用房的价值，也就是说，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将耗尽城市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全部财富。

　　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是形成成熟大众消费社会的基础，是具有强劲购买力的主体。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除了房产之外，可增殖的财富、可永久性保存的财富拥有量很大，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这个群体是市场消费的主体，是产生可持续消费需求的最主要来源。

　　五、信用消费水平过低，我国即期消费需求主体实质上是有购买能力的现金消费能力

　　我国从1997年开始发展消费信贷，到2006年7月末，全国消费贷款余额达到22070亿元，占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0．2％。在各项消费贷款中，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余额分别为18547亿元和960亿元，分别占全部消费者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的84％和4．4％；短期消费贷款和中长期消费贷款分别为1366亿元和20704亿元，分别占全部消费贷款的6．18 ％和93．81 ％。这意味着，在我国接近7万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信用消费的比重是极低的，扣除84％的住房消费贷款或93．81％的中长期消费贷款，用于即期其它消费的信贷消费不足消费总额的2％。

　　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1945年消费信贷在美国个人消费开支中只有4．7％，1979年上升为25％，目前这个比重已经达到1／3以上，美国消费信贷规模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比全国经济总规模还多1万亿美元。2005年，美国消费贷款余额达到21559．96亿美元，是我国包括住房贷款在内的消费贷款余额的10倍多。

　　六、居民储蓄率过高，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需求受到强烈“挤压”

　　1990—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7119．8亿元增加到141051亿元，年均增长22％。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623元增长到10787元，年均增长20．9％，人均储蓄年均增加速度比人均收入高7个百分点。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国内储蓄率为42％，1997年为45％，2005年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美国1950—1971年期间，储蓄率在8％上下浮动，1972—1992年间储蓄率在8％—10％之间，1992年之后储蓄率迅速下降，到1998年降到2％，2005年下半年，美国总体家户储蓄率下降到1．1％。

　　居民储蓄高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资金，但我国储蓄率过高，也意味着居民支出构成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失调，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比例失调，说明消费者有限收入用于储蓄，以支付消费者生命周期中未来消费的部分过多，其结果导致即期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同时巨额储蓄也成为高投资的重要因素。

　　我国消费中存在的5个“过低”和1个“过高”，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现行的政策原因，除了投资与消费失衡、即期消费能力与远期消费能力失衡外，主要原因还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加大了居民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公共服务不到位，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导致居民风险防范型储蓄动机不断增强。

　　第二，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低，间接税比重过高，不利于促进消费能力的释放。我国税种从1952年的16个发展到目前的25个。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50．6％降至28．1％，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则从49．4％上升到了71．9％。我国与消费有关的税种有5个，分别是间接税中的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直接税中的

个人所得税。1994－2004年这5个税种所占比重约为77％，其中，间接税所占比重平均高达71．8％。

　　第三，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中产阶层少，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国目前仍是个低收入的国家，从人均收入水平看， 2005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为1730美元，仅为美国的4％，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也仅为美国的15％；从人均社会财富来看，中国仅为美国的1．8％，人均财富仅为9387元。2006年我国新增劳动力达到峰值，劳动力增量有1700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约25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1400人。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采取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商品粮政策、投资政策和力度等差距相当大，导致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能力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

　　第五，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是信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环境差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产生预期效果的基础是信用，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信用消费水平过低，都与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目前仅有

人民银行建立的个人金融信用数据库，还没有包括涵盖多方面社会信用信息的信用产品，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征信国家。

　　第六，各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过大，分配体系总体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我国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1999年0．397，进入2000年之后，基本上在0．4以上，目前已经接近0．5，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

　　经过28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已经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这就要求必须把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最终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应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特别是扩大农民消费，作为扩大国内最终需求的重点。着力提高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提高中产阶层人群的比重，提高信用消费的比重。还应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入手，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以逐步降低居民储蓄倾向，保持居民储蓄适度增长，以扩大即期消费需求。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机制，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的状况。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消费政策，加快建设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大力发展生活服务业，提供丰富完善的服务，进一步释放居民发展型、享受型等高端消费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对ＧＤＰ增长的双拉动，实现扩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