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村庄

　　本报记者 勾新雨 山西灵石报道

　　杨安贵静静地坐在青石台阶上，古铜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这位64岁的老人眼前，是一户户紧闭着的大门和一间间像经历过地震洗礼的断壁残垣。“村里原来600多口人，现在只有100来人了”。他说。

　　杨安贵家里还有四亩地，但是已经没有劳动力了。 每天，杨安贵都静静坐在家门口，就像一个最后的守望者。

　　十年前，杨安贵惟一的儿子在山下的小煤窑挖煤时遇难，丢下了妻子、一对儿女和刚刚盖好了的五间新房。后来，儿媳改嫁他人，孩子由姑姑们领养。从那时候起，这里就只剩下杨安贵和老伴了。

　　说到儿子，杨安贵已经很麻木了，他说：“当时矿上赔了三万块钱”。

　　桃纽村，坐落于山西省中部灵石县富家滩镇的一个大山梁上。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至今没有一条能够行驶

机动车的道路，外来者步行跋涉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桃纽村也有辉煌的时候。三十年前，这里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产业大军，他们日夜不停地干着一件事——挖煤。

　　杨安贵说，很多年前，煤矿上都是光荣的国家工人，村里很少有人能去矿上工作，周边有了私人的煤窑之后，儿子才能去挖煤，但是后来这些煤窑也全部被国家关闭了。

　　从清光绪三年(1907年)桃纽村的杜中窑开始产煤，到抗战期间日军在这里疯狂攫取煤炭资源，再到1977年山西八大矿务局之一的汾西矿务局富家滩煤矿产出最后一车煤，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桃纽村的煤被挖光了。

　　“人都撤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杨安贵说，没有了煤，村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更可怕的是被挖空了的山体，这些年村里的田地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缝，一栋栋老宅开始倒塌。

　　桃纽村的王村长说，桃纽村现在还有七八百亩耕地，人均年收入三四百元，是灵石县的贫困村。村里70%-80%的房子都塌了，现在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己出钱维修的，没有什么补偿。

　　据相关资料显示，1952年，山西煤炭产量不到1000万吨，现在已近7亿吨，增长了70多倍。过去的五十多年间，山西共产煤近90亿吨，外调量近60亿吨。

　　源源不断的煤炭以低廉的价格被输送到了

能源饥渴的东南省份，变成了热，变成了电，变成了“世界工厂”开足马力旋转的强劲动力。廉价的能源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这样的竞争力创造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增长速度。

　　对于杨安贵和他的桃纽村来说，外面的世界与他们只有一山之隔，山脚下的镇子上可以买到任何一个牌子的矿泉水，温州发廊的刺目招牌在货车扬起的黑色沙尘中闪现，慢了半个节拍的流行歌曲同过高分贝的劣质音响直插半山腰。

　　山西省统计局的窦志达说，多年的省际交换，山西一直是双向损失。

　　在富家滩镇的商店里，一瓶娃哈哈的矿泉水卖两块钱，这比北京和上海的超市中的价格贵了一倍。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报告显示，上海人均收入4610元，北京人均收入4097元，这是桃纽村人均收入的10倍以上。

　　“年轻人都下山打工了”，王村长说，村里的耕地亩产粮食200斤，不好的年景只有百八十斤，是靠天吃饭，“有本事的人基本都搬走了”。

　　桃纽村或许只是山西村庄的一个剪影。截至2001年6月，受采煤影响，山西已有45个村庄搬迁，另有145个村庄的民房和水源遭到破坏，1500多个村庄缺水。

　　中国社科院农业研究所的于法稳副主任说，重

化工和由此带动的矿产资源开发热潮，对农村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矿区农民不但很难从中获得好处，而且还要承担环境破坏的恶果。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说。

　　桃纽村四五年前就已经有了整体搬迁的计划，灵石县也派人把村里裂缝的土地推平了，但是没有人知道，等待这个小村庄的命运是什么。

　　让杨安贵感到欣慰的是，他还有五个女儿。女儿们在照顾一对孙子，并会奉养杨安贵夫妇。

　　冬天到了，这是桃纽村一年中最难受的一个季节。因为煤被挖光了，也没有钱买煤，家家户户都买10块钱一吨的煤泥烧火取暖。这是一种黑色的泥块。杨安贵说：“烧一会儿就没了，时间很短。”

　　杨安贵的女儿住在山下的镇子里。再过几年如果身体不好了，他会不会搬到山下女儿家去养老？面对这样的问题，杨安贵迟疑了良久，没有回答。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