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创造了成本优势吗？

　　

一直以来，劳动力成本低廉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是叩响国际大门的“资本”。但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最近给出的一份报告，让人们对“低成本”现象获得了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印象，也因此而引发了一轮对我国低工资现象的讨论。

　　成本优势比想象中低得多

　　据新华社报道，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11月21日在北京发布的高管行动报告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低工资”新兴经济体仍是世界上最具成本竞争优势的地区，但这种优势却并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大。

　　该报告以制造业为例，分析了中国、印度等七个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和全球竞争力情况。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工资虽然只及美国制造业员工工资的2．9％，但在生产中的价值增加量也仅及美国制造业员工的13．7％，两相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为美国的21．3％。

　　报告同时又说，把工资按照生产率来加以调整后，“低工资”国家和地区的成本优势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了许多，是因为其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也要低很多。而且，若不能保持生产率的快速增长的话，这种成本优势会随着工资的快速增长而缩小甚至消失。

　　劳动力成本低廉非好事

　　《东方早报》发表上海经济学博士马红漫的文章说，“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力本身提高自身素质的困境：劳动力的生活质量因为收入低下的原因，很难获得大幅度地提升，其自身及子女接受教育、提高素质的愿望很难获得满足，继而只能无奈地从事低附加值劳动谋生，也就陷入了无法提升价值效率的困境之中。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太高，使日本和韩国在家用电器、汽车产业等方面赶超美国。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均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截。原因在于家电与汽车虽瓦解了，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高工资、高福利的保障使工人有实力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长为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经济体升级了。由此可见，对劳动力素质培养的投入形成了国家间竞争的优势差别：一国的劳动力在低成本的口号下，以自己的廉价付出为另外一国的劳动力打工，这正是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写真。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是，在当下的中国，一些本应当内化的企业成本被忽视：首先，一些企业忽视员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安全保障和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通过降低员工基本保障待遇而获取所谓的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二是生态环境成本被忽视，虽然我国生态环境成本高昂，但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只将劳动力等直接生产投入计入成本，而有意或无意忽略掉生产的环境成本和代价。

　　如果把这两方面被忽略的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固然有可能导致低成本优势消失，但是意味着企业成本定价的合理化和公正化。从这个角度讲，告别低价劳动力，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提高工资优于提高汇率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的文章说，相对于人民币升值而言，提高工资特别是提高出口导向型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应为当前的更优选择。

　　首先，就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提高工资等价于提高汇率。工资水平升高后，名义汇率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企业成本上升，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带来了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因此，其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与人民币升值是相同的。

　　其次，相对于人民币升值，我国当前提高工人工资的需求更为迫切。近些年，我国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明显低于GDP的增速，也带来了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收入分配率(工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分配率水平相差巨大。成熟市场国家，收入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而我国2003年仅为12.6%。特别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近两年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这实际上是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压低劳动力价格、牺牲劳动者福利为筹码去博得低价产品出口的真实写照。而西方国家一方面得到了中国低价商品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商品设置种种关税和贸易壁垒。反思这一情况，我们当前迫切需要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最后，提高工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低工资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充分而形成的市场均衡的表现。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辩证看待，首先，应看到我们追求GDP增长、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劳动者福利的改善，因此推动劳动力价格均衡点的上移应当是比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为重要的目标。其次，工资水平提高后，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转型；另一方面，国内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又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工资和物价联动机制缺失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社科院沈利生教授时，沈利生说：今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0%，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1.4%，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这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还是慢于GDP的。农村居民收入要看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是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一部分。今年前三季度和前几年一样是快速增长的，但是去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上涨了6.2%，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还是很低的。

　　居民收入增长不如经济增长快，以致支付不起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增长不均衡，特别是工资增长。今年公务员涨了一次工资，事业单位比照也涨了。但是企业呢，有钱的就涨了，没有钱的就没有涨。而在国外不一样，国外企业给员工涨工资是一个规则和机制存在的，每年签订合同的时候劳资要谈判，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要跟着涨。但这种工资和物价联动的机制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的劳动力也没有对工资讨价还价的条件。

　　目前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不如经济增长快。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不应该过多地收税，特别是利息税。同时，工资征税的起征点还要再调高。

　　工资率自然增长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北京日报》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方栓喜的文章说，低工资率没有一个临界点。但是，劳动者工资率不断降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如果超出了这个临界点，正面的因素就会变成负面的因素，甚至危机的因素。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长突然停滞甚至陷入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我国靠资产收入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还是工薪阶层，凭劳动报酬生活，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资本所得份额增大会大大加速贫富差距的形成。一方面，富人的消费递减倾向，使其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穷人有消费需要但无支付能力。这样就会导致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没有最终消费做支撑，投资越多问题越多。

　　改变低工资的政策着力点在哪里？有人说，政府要积极干预劳动力市场，干预劳资关系，比如规定最低工资线并使企业严格执行。如果用政府的强力来干预初次分配，往往得不偿失。一方面会出现资本外流的现象，另一方面即使资本不外流，企业也会倾向于减少劳动供给，就会使我国本已经严峻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也正是由于失业的大量存在，或者说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才使得工资率很难上涨。作为政府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一部分职工的高工资，但是有更多的失业人口；还是要多数人的低工资，但是更少的失业人口呢？很显然，失业的劳动者更值得关注，他们的景况比工资低的就业者情况更加糟糕。失业等于没有收入，失业本身更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

　　因此，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当跳出“分配”看“分配”，主要改变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的做法。放手发展中小企业，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鼓励各类民营经济，包括个体户创业。在许多国家，为鼓励就业，这些企业的产生只需要注册一下就可以运行了。对个体户和微型企业，由于主要是为养家糊口而做，往往被免于征税。如果政府能够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为第一目标，消除各种不利于就业的制度性因素，收入分配格局就会真正得到优化。在比较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才会有稳固的增加，工资率自然而然会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