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市场经济贷给穷人

　　将市场经济“贷”给穷人

　　劳动就能获得报酬，不遵守规则就要受到惩罚，这些道理为成千上万的家庭接受，市场正在成为改变贫穷的根本性力量———一直以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对贫穷的麻木和对救助的依赖

　　-编者按：

　　10月，全球小额信贷运动的先驱、穷人的银行家——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的银行、没有尤努斯”的反思成为媒体主流声音。而事实是，从1990年代伊始，数百个不同机构已在中国默默探索着小额信贷之路，本报记者采访山西、河南、北京多地，寻找并披录了这一持续十余年的探索轨迹以及先行者们的反思

　　□本报记者肖华王小乔文／图

　　就像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让藏宝洞打开大门，孟加拉乡村银行这样的小额信贷机构则为成千上万的穷人打开了市场的大门。

　　50岁的高来保就是受益者之一。他是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小寨上村人，身有残疾，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两孔土砖窑。今年他得到1000元贷款买了母猪和饲料，现在正欢喜地等待着20只猪娃长大：“到年底一出栏，能赚上三四千呢。”

　　他这样的人原本是被金融机构遗忘的一群，无需抵押或担保的小额贷款却为他们点燃了希望之光，穷人——甚至是乞丐——用自己的手艺，或是体力辛勤劳作，在不断按期归还贷款的同时唤回了生存的尊严，实现着摆脱贫困的梦想。

　　创造并践行这一理念30年的孟加拉“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今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在中国，从山西到云南，从河北到内蒙古，300多家各种机构正在许多穷乡僻壤默默继续着跋涉了十余年的探索之路。

　　随着他们发放的贷款一起传播到山村的，是村民们倍感陌生的市场经济理念。

　　劳动就能获得报酬，不遵守规则就要受到惩罚，这些道理为成千上万的家庭接受，市场正在成为改变贫穷的根本性力量———一直以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对贫穷的麻木和对救助的依赖。

　　在许多穷人寻到脱贫法门的同时，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商业活动而非慈善事业，其自身的市场规则也逐渐清晰，而这意味着更多的穷人将听到阿里巴巴的福音。

　　茅于轼的钱借给哪个村？

　　依然是绵延的黄土山，水依然要花四五十分钟从山沟里挑回来，十年前种下的核桃林稀疏地露着淡绿。11月初，78岁的茅于轼再一次爬上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时，眼前的景象与以前相比变化并不多。

　　13年前，这位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山上的村子开始了一个持续至今的小额贷款试验，希望“用城里人的钱”来帮助农民走出贫穷。但现在，复制推广这个试验时，他选择的都是山下的、靠近公路的村子。

　　这是一个十多年的光阴摸索出来的道理。

　　1993年，一笔2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让茅于轼与这个贫穷的村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年后，茅于轼自己掏出500元钱交给那里惟一的老师雒玉鳌，以一分的月息向村里有需要的人发放贷款。

　　一位来自北京的老学者和一群没上过几天学的村民，一起翻开了市场经济这部煌煌大书。随着他们理解的加深，试验也一点点进行着调整与改变。

　　写给雒玉鳌的上百封信清晰地记录了茅于轼的思考轨迹。起初许多村民纷纷写信要救济，甚至把他当成“法力无边的天神”，让无奈的茅于轼深刻感到必须让村民们自救，自己走出贫穷。而改变的力量是市场。

　　在这个封闭、古老的村子里传播市场经济的概念，丝毫不比在这里贫瘠的土地上种树轻松。

　　村民们尊敬的“茅老”，帮助制定了许多新规矩，一点一滴地教他们理解市场规则。比如外来人员在谁家吃了“招待饭”，每顿要交5元钱。朴实的村民起初很难为情，不愿收钱。茅于轼却说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报酬。

　　倘若违反了规则，也逃不出惩罚。十年前，茅于轼和林毅夫等学者共同出资，与村民合股种核桃树，“城里人”出钱，村民出力，收益按约定的比例分成。可有的村民接到第一笔出资后挪作他用，有的不种或者少种了树苗，茅于轼坚决要求这些村民进行赔偿。

　　“城里人”未曾料到，严重缺水的气候让种下的树苗成活率不高且生长缓慢。这个试验至今悬在半空。

　　种树试验遭遇重创，恶劣的自然环境接着又让茅于轼的龙水头基金遇到更大难题：钱贷不出去了！雒玉鳌估计，目前27万元的基金中，其实10万元就足够满足整个村子的需求。记者走访发现，除了治病、上学，很少有人贷款用于生产———除了自家种些土豆、玉米，由于缺水少草连羊都养不了几只，这个闭塞的村子几乎没有什么产出。

　　贷款在这儿成了“救急款”，村民们贫穷依然———没有东西可以交易，市场太远了。

　　景况截然不同的是山脚下的另一个村子：小寨上村，2001年茅于轼在那儿设立了另一个基金。贷款在这里供不应求，效果立竿见影：多了几头猪、买了辆小三轮，或是新包了一个装修工程。这几年，村里盖起了许多新砖窑，还有了几家小饭馆。

　　目前小寨上村23万多元的基金只余下100多元没有贷出，发放的贷款中用于看病30多笔，共7000余元，用于上学70多笔，共2万多元，其余全是用于生产，近280笔。

　　“要选择有市场、有劳动力、有一定资源的地方，”在邮件中，茅于轼告诉本报记者，“否则那里只适合救济，而非小额信贷。”

　　一头牛与一个婚礼

　　一位村民想贷款给儿子结婚，却被劝说贷了1000元买了一头耕牛。整个秋天，他以每亩15元的价格帮村里人耕地，整整赚了4000元。耕完地牛转手又卖出近2000元的好价钱，他还掉贷款揣着剩下的近5000元欢天喜地办了婚礼。

　　这是小寨上村的一个真实故事，给村民出主意的人叫雒万银，是村里基金的主要管理者。说起这件事，他哈哈一笑，说，“我喜欢把钱贷给有脑子的人，做有脑子的事。”

　　贷款正在迅速地给“有脑子”的人带来变化。从六年前开始，河南省虞城县闻集村妇女郭爱荣每年贷款2000元买猪，在集市上卖肉。集市隔天一次，每次能卖完一头猪，赚到上百元。每个星期，她都轻松准时地还上42元贷款。到今年，她不仅不再需要贷款，还盖起了几间新房。

　　尽管小额贷款能有效地帮到“有脑子的人”，但治病、上学、婚丧嫁娶这些“没脑子的事”却往往是村民最需要用到钱的。资金应该贷给什么用途，这是让小额信贷机构普遍

　　觉得头疼的一个问题。在虞城，非生产性的用途一分钱都不贷，这是中国社科院推行的项目严格遵守的准则。

　　茅于轼的试验里，早先规定基金不能用于红白喜事等消费性活动。同时，治病、上学贷款不收利息。2004年，这些规定都发生了变化，贷款可以用于消费，治病上学与其他贷款一视同仁，并且利息从这一年起统一调整到月息一分五。这样的变化让村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连雒玉鳌也无法理解扶贫基金怎么就变成了“高利贷”。

　　尽管国际经验已经证明高利率既是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生存的需要，更能约束资金流向，但向村民解释清楚可不容易。茅于轼一次次写信反反复复讲道理，时至今日，村民们只似懂非懂地记住了一条———只有真正有需要的而且能赚得到钱还得起的人，才去借这么高利息的钱。当然，有赌博恶习者除外，他们早就在基金会里挂上了号，一个子儿也借不到。

　　至于治病，在这样贫穷的地方，通常只有不用花太多钱就能治好的病，农民们才愿意贷款。前些日子，一位村民得了病，听医生说要8万元，他直接就让儿子抬回了家。

　　谁有本事找到机会赚钱，谁才应该去贷款，这是村民们朴素的智慧，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一课。有趣的是，结婚往往被他们看成是发展生产的前奏，理由是成家之后小伙子不再四处晃荡，而是在老婆的监督之下想方设法养家立业。

　　“有脑子”，能让钱生出更多的钱；而越是靠近市场，“有脑子”的人便越多。在山西汾阳，交通便利、经济活跃的田屯村，许多人开大货车跑运输，往往能“将一个子儿变成两三个”，一位村民说，“只要有钱，2分的利息我也贷。”

　　然而，贷给这样的人，尽管资金的使用可能更有效率，却带来了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如果资金大量流向这些“穷人中的富人”，是不是有违小额信贷的宗旨？

　　随着这些人的成长，对资金的胃口不断加大，有的地方便出现了名为贷给许多人，实际资金使用者都是同一个人的事件。这种被称为“垒大户”的做法风险极高，汾阳的一个村子就曾出过事，全村的2万多元全集中到了一户企业手中，结果企业一倒全部贷款都无法收回。

　　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喜欢给“有脑子的人”放贷的雒万银说，“我只能保证自己处理好自己村的事，其他地方可不敢说，说不定还是订些死规矩的好。”

　　寻找“雒老师”

　　一个管理者往往能决定一个项目的命运，这在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几乎成为一条定律，尽管制度也是另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是幸运的。”茅于轼说，因为他找到了一些可靠的当地人，比如两位雒老师。

　　温和而耐心的雒玉鳌早年丧母，幼时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落下残疾。他是龙水头第一个高中生，在这里当了20年民办教师。

　　从茅于轼在村里捐助第一个孩子开始，雒玉鳌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并教每个孩子回信。当龙水头试验见诸报端后，各地的人们纷纷来信，很长时间里他都坚持一一回信——为此，他几乎每天要拖着残疾的腿，花上4个小时步行到镇邮局，直到后来茅于轼给他捐助了一辆摩托车。

　　58岁的雒万银则是2001年茅于轼找到的另一位管理者。傲气得不屑当村干部的他是雒玉鳌的小学老师，腰板硬朗，声若洪钟，不时说着话就“腾”地站起来。

　　两位雒老师性情迥异，却都保持着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朴素的良心，因“一碗水端平”而赢得了村里人的口碑。

　　雒玉鳌“权倾一时”，掌管基金会十余年，但在39岁成家时，没给自己的喜事贷一分钱。为了供妻子带来的女儿在市里上中学，他一有空就在丧事乐班里吹喇叭赚钱。

　　骄傲于“脑子好使”的雒万银，不仅常给来贷款的人出主意，也喜欢琢磨如何把基金会管理好。读过不少历史故事，想起杨家将所向披靡跟军纪严明大有关系，他便寻思着怎么能“杀鸡给猴看，拿自己人开一刀”。终于有一次，妻弟贷款逾期好几日，他抓着内弟还清款项并强硬加罚了75元利息。尽管至今还在挨妻子的骂，他讲起来却一脸得意———此例一树，村里无人敢不还钱。

　　正是找到了这样没有私心、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的人，茅于轼的两个基金会都几乎没有坏账，除了三年前龙水头有个人骑摩托意外撞死，欠下1000元。

　　并不是在每个村都能轻易找到“雒老师”，一旦选择有误，往往带来大风险。1996年，茅于轼曾将5500元钱交给附近班家洼村一位村民，结果后者揣上钱跑了，这笔钱花了一年才追回。

　　为了平衡管理者除了道德良心外再无约束的权力，各地的小额信贷项目都制定了许多制度。茅于轼就要求各村基金由会计、出纳与监督员三人共同管理，发放贷款需要三人汇签。

　　由于要控制成本，小额信贷机构的制度与监管无法像银行那样严密，不可否认它们有一定的约束力———雒万银就曾否决过出纳同意的一笔贷款，后来才知道后者“吃了人家的酒”。但如果主要管理者出问题，这种约束力很难说有效———出纳愤愤地反击雒万银：“你说要贷给谁的时候，我们可都不敢反对”。而倘若管理团队形成合谋，制度便只是一堵泥巴墙———在小寨上邻近的村里，三个管理人员曾私分了几百元逾期贷款罚息。

　　若不是项目村之间相隔不远，事情很快传了出来，也许管理团队的合谋并不容易败露。尤其是当小额信贷项目进行规模复制之时，在总部与遥远的项目点之间，真相往往被距离所掩盖。

　　“小额信贷要想做好，”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杜晓山感慨地说，“人与制度缺一不可。”

　　市场的惩罚

　　谁破坏了游戏规则，谁就将受到惩罚，市场如此告诉人们。在小额信贷中，倘若规则被破坏，受损的将并不只是小额信贷机构，当地的穷人和整个小额信贷事业都将受到惩罚。

　　河南省虞城县至今还在为这样的教训付出代价。

　　严格拷贝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虞城经济扶贫社一度成为中国小额信贷的一面旗帜，曾经在当地召开过一次国际研讨会，许多国内小额信贷项目都曾纷纷赴那里“取经”。但如今，124万元逾期五六年的坏账，让虞城经济扶贫社一片狼藉。

　　问题出在扶贫社最初所在地店集乡。随着资金与员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地负责人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于1998年左右陆续把女儿、儿媳等8个亲戚朋友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任由他们大量违规放贷以获得高工资——按当时的规定，信贷员每放出1000元贷款，能提成6元。当普通员工每月放贷三四万元之时，马的亲属往往能翻倍，比如给他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

　　为了掩盖大量坏账，马银山等捏造了许多假贷款户，造出还款率的数字，向北京总部上交假账。直到缺口再也掩饰不住，惊醒过来的总部专门派下来工作组，清理整顿足足做了3年，坏账却绝大多数难以收回。“一旦所有人都赖着不还，我们有什么办法？”现任扶贫社主任赵继华无奈地说。两年前，他接过了这一片废墟。当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去催账，村民们远远望见扶贫社的人，都一把锁上门。在他们的意识里，反正是外国人的钱，还不还都无所谓。

　　那里的村民并不知道，在一个失去规则的市场里，没有人会是赢家。尽管眼下赖着了几千元钱，但他们永远丧失了未来更多的机会。现在，虞城扶贫社早已撤出了店集乡，原来4个分社中有3个基本瘫痪。

　　扶贫社的损失不仅仅是坏账，现在，他们远远避开这个信用文化已被破坏殆尽的地方，并小心翼翼地对新贷款户保守着店集乡不光彩的秘密。

　　同样惨痛的教训还发生在陕西丹凤、四川平昌。1990年代末，为了完成“扶贫攻坚计划”，当地政府将小额贷款当作了扶贫的救命稻草。一场小额贷款“大跃进”，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之时上演，甚至出现“村民排队领贷款”的景况，到现在同样只剩累累坏账。

　　信用一旦荒芜，当地将成为金融禁地，这是市场对小额信贷的惩罚，它时刻提醒着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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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信贷给村民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