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的不是穷人银行运动

　　中国需要的不是“穷人银行”运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谈小额信贷

　　-编者按：

　　10月，全球小额信贷运动的先驱、穷人的银行家——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的银行、没有尤努斯”的反思成为媒体主流声音。而事实是，从1990年代伊始，数百个不同机构已在中国默默探索着小额信贷之路，本报记者采访山西、河南、北京多地，寻找并披录了这一持续十余年的探索轨迹以及先行者们的反思

　　□本报记者肖华

　　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小额信贷在中国掀起高潮。11月8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杜晓山。13年前，他前往孟加拉，与同事一起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第一次引入中国，并复制到了6个县，一些媒体甚至将他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穷人银行”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尤努斯获奖之后，小额信贷在中国掀起高潮，有人拷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穷人的银行家”，有人提出全面推行孟加拉模式，也有人提出“全国9亿农民每人出资1元，把尤努斯请来当央行行长”，您怎么看待？

　　杜晓山：这种热情反而让人有些担忧，它可能会让人们对小额信贷寄望过高，造成拔苗助长。

　　小额信贷分为两大类，一种扶贫性质的，不讲回报，或者不管成本，类似“输血”，被称为福利派；另一种则是强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盈利，称为制度派。在后者中又有两个分支，一支是公益性的制度主义，比如许多NGO(非政府组织)现在做的项目；另一支是商业性的制度主义，往往由正规金融机构开展，比如浙江省台州银行的小额信贷部分以及央行正在推动的5个省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福利派只占很小部分，大多都是制度派。制度派要求盈利，这就必须尊重现实，遵守经济规律。那些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经济极不活跃的地方，往往是成本最高之处，小额信贷如果覆盖，很难持续发展，到底能否搞小额信贷，业内人士争议很大。那些地方，需要的也可能是不讲财务可持续发展的福利派，或者是政府扶助的其他扶贫项目更有效。要知道，小额信贷，尤其是制度派，只是扶贫方式的一种而非全部，它无力也不应该背负起所有的穷人穷地方。

　　中国人一旦热情起来，就有可能出现运动式的、情绪化的事情。如果那样，对目前国内技术尚不成熟、仍在摸索之中的小额信贷来说，将会是灾难。那些贸然推广时发放的大量收不回的贷款，将严重破坏当地的信用文化。过去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信用文化一旦破坏，代价极大且难以重建。

　　记者：公众的期待也许是因为乡村银行及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在孟加拉已经覆盖了85%的穷人，并且不久就将达到90%，。人们有理由追问，为什么在那里小额信贷能惠及绝大部分穷苦人民而在中国却不能？

　　杜晓山：两国国情有别，最大的差异是地域与人口的集中度不同，造成成本不同，当然政策环境和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不足也是原因。孟加拉人口集中，地域狭小，甚至不及一个河南省大。而在中国，大部分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都处于偏僻的山区、沙漠、孤岛等，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导致成本很高。

　　成本不同，将会影响到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成长程度，成长程度则决定着其所能覆盖的范围。即使在孟加拉，尤努斯最初靠赠款起步，在成长十多年后的1995年宣布不再需要赠款，完全靠自身运作。当技术与利润都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乡村银行才不断将覆盖面拓展到那些更为贫穷的人群，而且贷款利率低于市场，有的甚至是零利率，比如贷给乞丐。也就是说，你只有先自己活下来，才可能去帮助别人，除非你去靠外界支持。

　　尤努斯曾跟我说，他是用从盈利项目中赚到的利润来补贴少数亏损项目，而后者具有最大的社会意义。显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绝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还是乡村银行1995年前的阶段，目前还在为自负盈亏而努力，离全面覆盖更偏远贫穷的人还很遥远。

　　有为与有位

　　记者：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发育缓慢，与政策掣肘有关：没有合法身份，加上先天跛足———不能吸收存款。因此，许多人认为，要解决小额信贷的“中国孤岛”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大力支持放开政策，您是否赞成？

　　杜晓山：这是一个有为与有位的关系问题，应该辩证看待。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小额信贷在中国起步，到现在已发展到300多个项目。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可持续发展的大中型项目或机构在中国成功的实例。

　　这么多项目以各种名义试验，说明国家并没有封死大门，不少国家高层官员都曾经表示他们个人内心对小额信贷是十分支持的。只不过按现有法律框架看，这些项目都有一些不合规之处。但是改革开放不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旧有框架，不断更好造福社会的过程吗？

　　事实上，如果张口就说自己能做得多么多么好，就要政策，谁会信这些鬼话？谁敢给政策？在金融领域，国家是极其谨慎的，一旦出现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实干。只有做出了一些成绩，能证明自己“有为”，才可能赢得信任，争取“有位”；而只有“有位”，得到合法的身份与适宜的地位，才能更好地“有为”。

　　当然，从有关政府部门的角度，则应以积极的态度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支持小额信贷。

　　记者：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中，如何才能“有为”，“有为”的标准又是什么？

　　杜晓山：要做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热情，要像尤努斯一样，真心实意为穷人着想，把小额信贷当成一项事业；另一个是要有能力，能在现实中生存，这既考验政治技巧，也考验商业技术。“有为”就是为自己设定对社会有利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真正做出成绩。

　　中国的小额信贷，小规模运作时难度并不大，规模复制才见真本事。我们社科院扶贫社的项目，一般说，头三年成绩单漂亮极了，可后来资金规模扩大到一个县150万以上时就出了问题，比如骗取贷款、工作人员合谋中饱私囊等等，一句话，业务知识和管理能力跟不上。国有四大银行里出现过的种种问题，同样在小额信贷项目中上演，只不过四大行一出事就上亿，而我们这顶多上万。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反而正是小额信贷机构成长的时机。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纰漏，每出现一个漏洞就多了一个对制度进行完善的机会。久而久之，就能摸索、试验出一套适合我们自己的模式，那才是真正走向成熟。

　　记者：摸索了十多年之后，您认为小额信贷技术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问题又何在？

　　杜晓山：最重要的是人和制度缺一不可。没有制度约束，好人难管住其他人，也难管住自己；没有好的人，好的制度也念不好经。

　　小额信贷的制度永远不可能严密，它是介于最严格的制度与没有制度中间的次优选择，必须在风险控制与成本控制之间寻找平衡。因此，制度的缝隙要由人品来弥补。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一个小额信贷点中，管理者的人品和团队的素质基本上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命运。

　　但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农村好的合格的人才太少。小额信贷机构既给不出高薪，也并非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常常难以找到满意的人选。有时候，即使发现了人的种种问题，也苦于无人替代，只能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继续留用。

　　人和制度的这个问题，中国至今都没有很好解决。

　　中国会不会出现乡村银行

　　记者：中国社科院最早将乡村银行模式引进国内，一直在身体力行。在将来的某一天，乡村银行能在中国复制成功吗？

　　杜晓山：乡村银行的出现与尤努斯这个人有很大关系。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手中又握有别人难以复制的大量社会资源。

　　在中国，尽管我自己是一个乡村银行模式的践行者，但我依然想提醒人们，应该提倡的只是尤努斯的理念，而乡村银行模式并非是全部，并非是惟一。许多机构、许多人由于各种机缘，正在试验着不同的模式，中国的小额信贷需要这些多种模式多个地区共同试验。

　　在将来，如果国家政策给予了小额信贷机构合法身份，又出现了尤努斯这样的能人志士，就一定会出现乡村银行这样的专为广大穷人服务的银行，尽管它的模式也许跟乡村银行并不一致甚至毫无关系。

　　就算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乡村银行，假若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四处都分布着许多星星点点的小额信贷项目，都在为穷人造福，那么没有乡村银行又有什么关系？

　　记者：您理想中的小额信贷的未来，是怎样的景象？

　　杜晓山：我更愿意提普惠制金融体系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穷人的银行，而是所有人的银行，包括穷人、富人、企业，所有有金融需要的人。

　　小额信贷是这个普遍惠及所有人的完整的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过去它给人们的印象总是小规模、边缘性、游击队。

　　在实践小额信贷的机构中，将会出现既互补又竞争的局面。更多的银行将会关注、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但他们所选择的必定还是“穷人中的富人”，而NGO往往从更为贫穷的地方起步，随着自身实力的积累，将走向更为偏远的、

　　随着这些机构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穷人摆脱贫困，国家可能逐步放开政策，给予他们合法的身份。至于吸收存款，在我看来，能力不足之时放开政策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小额信贷机构的融资问题，国际上早有经验，可以由国家成立一个或若干个专门面向他们的“批发机构”，就像孟加拉的PKSF那样。

　　到那一天，这个普惠制的金融体系将会满足所有真正需要者的财富梦想，推动社会和谐向前。(P1191333)

image2.sina.com.cn/cj/roll/20061207/5f66f894002c6b3e38c9d37dd5acc329.jpg" border="1">

　　尤努斯和杜晓山(照片由杜晓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