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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16:31 21世纪经济报道

  樊纲

  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了下来

  对于第三季度的经济下滑,有人认为来得比较突然,但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尽管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但经济并没明显过热的趋势,有一些可能导致过热的因素,也很快得到了缓解。原因在于:第一,很多部门仍然存在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包括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电力、纺织在内12个部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剩。

  在讨论经济趋势时,以下几个指标容易被忽视:首先,产业投资增长并不快,这一轮投资增长还是由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所推动。有相当大一部分产业的投资出现增长速度下滑,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中,消费品和服务业部门增长更快一些,生产资料部门增长速度都放缓。其次,上半年贸易顺差继续了去年的走势,表明国内需求并不旺盛。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2003-2004年高增长阶段之后还没有出现低谷,这不符合经济周期的原理,过剩生产能力还是需要消化。经济政策制定得好,可以适当的熨平波动,但不能完全消除。总的来讲,周期是一定存在的,过热之后肯定有调整,这也是导致经济放缓的一个因素。

  第二,政策因素。年初的投资高增长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持扩大的冲动。去年全国范围内的换届基本结束,新官到任,开始新规划,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冲动。其次是银行今年第一季度的突击放款,一季度贷款增长额相当于全年计划贷款增长额的50%以上。其中一个制度原因是银行改革导致银行行为模式改变。银行为了在年底之前收回贷款,实现利润和资本充足率目标,急于在年初把贷款投放出去,从而导致放款量急剧上升。

  紧接着出台了两项政策,其中一个是土地政策,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这一轮控制的速度相当快。结果是导致投资增速的回落。这可以体现在“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总额”这个指标上。在投资过热的时候,它会非常高,会在50%以上,但最近几个季度一直在下滑,9月份为11%。当然这个数字波动非常大,因为它是地方政府上报的,有些可能已经施工了但是没报,政策严的时候就报得少,政策宽的时候就报得多,这里有政策博弈的因素。尽管如此,这个指标还是非常有指示意义的。另一个政策措施是央行针对突击放款(当然也有其他诸如货币发行过多、外汇储备过多等原因)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包括两次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的措施。可以认为,这次调控政策已经见效,见效的突出表现是抑制住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总额,整体的投资增长速度就会随之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开始放缓。

  未来这种调整的趋势还会继续。投资放缓后,需求相对抑制住了,而过剩生产能力更会起到抑制投资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在20%以上,现在说总需求不足、应该扩大内需仍为时过早。从政策角度看,还需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进行决策,原来的政策还要实行,但目前经济缓和下调的趋势也表明不宜再出台新的政策(为抵消外汇增长而采取的新的“对冲”政策即适当减少流动性的政策除外)。其他方面的紧缩性因素可能会使下调趋势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如果经济下滑进一步明显,那确实要早一点调整政策。政策调整应该要早,等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8%以下再调整政策就晚了。

  解决外部不平衡:多方面进行调节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大问题,即外部不平衡问题。中国现在是外汇储备太多。经常项目顺差的总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和GDP的比例关系。今年年底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GDP的7%,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的7%。而且这种趋势还没有逆转的迹象。明年出口可能会继续强劲,进口仍然较低,仍有可能像今年一样增加两三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后年也许还会继续。外汇储备增长何时结束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不均衡总是不好的,不管是短缺还是过剩。

  明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大家通过拉美国家的教训知道,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危机。控制住这两个指标之后,经济基本上不会出大问题。后来的东南亚各国对这两个指标控制得都比较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都比较低,但是忽视了其它两个问题,结果也出现了金融危机:一是财产泡沫,包括股市泡沫和房产泡沫;二是在国内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风险。日本、香港是典型的财产泡沫,泰国、印尼主要问题是金融市场过早开放。韩国虽然没有开放股权投资,但对短期商业债务的监管很少。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在防范以上各种风险方面目前都没有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现在都很低。中国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也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大概在17%左右。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条件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小于3%,或者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超过60%。日本现在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160%。我国通货膨胀上半年有上升的趋势,但后来又缓解下来。此外金融还没有全部开放,还有很多资本控制;股市还没有起来,房市泡沫刚要起来,大家很敏感,又把它压住了。

  但现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长期、大额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通常认为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风险会来自美元大幅贬值。但是如果当前的有管理的小幅浮动汇率制度不变,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也贬值,那么尽管我们相对于欧元也大幅贬值,但美元资产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损失。这种策略可能导致中国对欧元区的外贸顺差大幅增长,新的不平衡又会出现,也会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在资本账户基本封闭的情况下似乎也不是很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双顺差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危机往往是我们任何人没有想到的危机,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知识所不能预见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确实有低估的问题,汇率仍然需要调整,对此我也同意。过去十年劳动生产率每年提升12%左右,而工资的年增长速度大约为10%,每年有一两个百分点的差额。有人说一两个百分点不是问题,但考虑到这工资增长速度只是对正式职工的统计,并未涵盖农民工的工资,而农民工的工资多年来是不上涨的。但是调整汇率既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高额储备的问题,因为一旦
人民币升值
,虽然经常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这并不能减少投资于中国高增长的外国投资,而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资本还会急剧上升,外汇储备最终还会上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包括如何管理资本账户、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如何实现自身的调整等。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界要放得宽一些,去思考更多的可调节变量,由多个部门一起来解决。

  比如,在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我们选择普及农民工社保来缓解出口产品成本过低的矛盾。我们不愿意大幅度升值,是因为怕大幅升值对国内企业的成本造成很大冲击,使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担心出口贸易的订单跑到其它诸如孟加拉、越南等国家(如果他们的汇率不是跟中国一起变的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汇率问题从根本上是美元本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是美元发放过多的问题(60%的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不能太多调整汇率,否则就变成世界上最穷的人去给最富的人所造成的问题埋单。但我们的确可以在劳动成本上做文章,即涉及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差距、三农问题、农民工的社保问题。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覆盖率非常低,社保体系是地方化的,不能在全国流动。因此,与其更多的调整汇率,不如扩大社保范围。通过此项措施提高劳动成本,既有利于解决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又有利于解决我们当前的外部不平衡问题,一箭双雕。

  再比如,在资本账户下,企业境外融资是这几年增长最快的项目,最近工商银行又创造了世界最大的IPO,筹进来一大笔美元,而我们已经有巨大的外汇储备。我并不是反对境外上市,境外上市可以借助境外市场的制度来监管我们的企业,但境外上市的比例可以适当减少,可以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国内储蓄。此外,还可以鼓励借款形式的资本流出,可以想办法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发行债务。让他们把我们的美元用到国外去。对于制度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最好方式是直接投资,而最理想的、风险最小的资本流出形式首先是借款。

  (本文据作者在北京大学CCER

中国经济观察第7次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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