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最好的时节

　　■A米

　　突然降至的寒冷，终于将广州的冬天从装模作样带入了一本正经。早晨在出租车里，电台广播还用广东话轻佻地告诫热人们：“今日好鬼冻噢，大家一定要记得防寒防冻。”到了下午，地铁里果然就出现了一堆形态各异的帽子。

　　一种薄薄的黑色的棉线帽很有流行的可能，它可以包住额以上的头部，还能遮住耳朵，尽管在13摄氏度的晴天，这说不上有多必要，但它很好地体现了南方人对寒冷那种“叶公好龙”式的、装饰性的爱慕：在平均温度20摄氏度的11月，穿着短袖的人们都在说，这该死的天气什么时候冷下来，现在，天气真的冷了下来，他们也没见得有多高兴———“现在，是不是又太冷了？”

　　大凡天气，如果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对于多数人而言，它毫无技术壁垒，每人每天都要遇到，而且基本上是同一个，所以它是一种天然的抱怨对象，其天然程度，几乎等同于天河路上那几个红绿灯。整个广州起码有一半的出租车司机将人生中的大部分脏话都献给了它们，不过他们并非怨恨，只是在正确地浪费漫长的堵车时间。

　　人生中的某些话语，是注定要被正确地浪费在某些不怎么准确的事情上的，区别只在于普通人谈天气，出租司机谈红绿灯，而那些认为更有思想的人们，则喜欢一些更严肃，也更有深度的话题。

　　自从《财经》用了《李东生的“敦刻尔克”》这个标题后，关于TCL的评价就一边倒地偏向于批评，许多观察者认为，TCL现在是为自己“盲目国际化”付出代价。盲目国际化，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产生一种轻率的念头，以为国际化就如把左脚跨出门槛，而所谓盲目，只不过是你在该跨左脚的时候，你选择了右脚。但是，何时才正确的“出脚时间”，何时才是国际化“最好的时节”，这些人也没什么主意，起码不会比李东生更有主意。

　　有话要说，全民开讲，这固然体现了吾国民智已活跃，但如果大家谈什么都像谈天气，这种活跃也颇让人倒胃口。在TCL撤军欧洲的这件事上，许多评论这种“手术刀”般的英雄所见略同，其实和出租车司机谈论红绿灯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当年TCL意气风发地收购汤姆逊时，他们给予了“国际化”最好的赞美；现在TCL的欧洲业务全面停顿，他们就迅速撤退到质疑“国际化”的立场上。这种交织着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评价只能让我们看到简单粗暴的结论，倾向于下意识的判断，而不是一个更宏观的视野，只能导致了一片看似嘈杂却惊人雷同的声音。中国正经的企业史不到半个世纪，中国企业正经的国际化尝试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国内家电普遍产能过剩低级竞争的现在，TCL选择国际化之路，起码在战略上，看起来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盲目，那些挑剔TCL高管连英语都说不好的人，估计是对SONY员工的英语水平有着过高的估计。

　　夏布多里昂在《巴黎到耶路撒冷》说：“如果我的名字注定要被忘记，那说明我在白费心机。”严肃的观察者以此沉痛地剖析TCL，并冷眼等着消化不良的联想，不过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夏布多里昂以此句作为结束，而这些年轻的企业，其实才刚刚开始。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