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平衡：中国迈向全球化进程的一大步

　　■财经述评■本报记者单羽青

　　如何使经济增长从出口和投资向私人消费需求转移，实现经济的内外部平衡，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重要问题。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近日表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性不容回避，这不仅能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可对全球化进程的稳定性做出重大贡献。相信中国将随机应变，而且也已经看到一些显示再平衡的令人鼓舞迹象。归根究底，中国别无选择，世界其它国家亦然。

　　11月30日和12月1日，罗奇分别在

清华大学和中国银行举办的“后ＷＴＯ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发表演讲。

　　罗奇认为，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是全球化进程在未来数年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中期转折点上。中国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主导增长的资源。预期这两个板块将占到2006年中国ＧＤＰ的约80％。而私人消费看来会进一步下跌至占ＧＤＰ的约35％。如此失衡的增长态势反映了在供应动力方面——即强大出口生产平台的快速扩张，与另一方面，从私人消费只占小部分和不断收缩足可证明的需求短缺情况的严重不对称。这样的一种供求失衡，对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不能持续的。在中国，过多的投资支出将导致产能过剩和最终引发通货收缩的风险。同时，源源不绝的中国出口增长已引发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风险，这种紧张关系有可能随美国选举结束而变得更激烈。

　　罗奇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题在于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结构分散的最显而易见例子是中国失控的投资周期和政府难以对此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强调和谐创造岗位，地方官员运用其对地方银行分行的影响力，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批往往比公司管理层或银行北京总行信用部的主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地方银行的影响力也同时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它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还有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周期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

　　“在现行紧缩周期实施的相对温和宏观政策正好反映出这样一个忧虑。国家紧缩措施相对乏力与通过地方行动能收到成效之间充满矛盾。而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改革的关键。”罗奇说。

　　他表示，在经济及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分散发展和伴随而生的不均现象，仍然是中国增长历程中的突出和潜在不稳定部分。总的来讲，中国平均每年实现有10％的增长，但由于幅员广博，实现高速增长的地区集中在约占全国20％的城市领域内，其余农村地区的增长仍然相对呆滞。伴随实体经济发展不平均的是银行体系结构的同样分散，整个体系由大量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主导着。这情况大大削弱了实体经济在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力。如果央行试图为了控制银行贷款而调高利率和储备金比率，在最佳的状态下，从一个结构分散的银行体系得到的回应将是非常参差。事实上，在一个结构分散的银行体系里，政府将需要比一般体系紧密情况下更大力度地收紧货币政策，才能达成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银行业改革是解决这个两难局面的关键。国有银行的公开上市应能最终强迫银行从地方色彩浓厚的“政策性贷款”，向按商业规则设定信用额的做法转移。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在需要时充分发挥其抑制投资活动过剩的实际功能。

　　同时，中国无法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经营，也不能让出口保持30％的年均快速增长。

　　所谓的全球化“双赢”理论已经真正陷入困境。全能出口动力是中国宏观难题中至关重要的一方面。2006年10月，中国的出口量仍然以年同比29．6％的比率快速增长，而面向出口的工业产量的年同比增长率达到22．2％。中国的出口是美国保护主义者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顺差和

外汇储备的关键因素。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这种紧迫性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中国必须停止出口量的无限制增长。”罗奇说。

　　罗奇强调说，由于投资和出口在未来几年中仍有可能处于压力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将进一步取决于中国的消费者——即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加以利用这个经济增长来源。不同于通过调动资源来推动投资和出口增长的战略，神秘的消费者文化可能具有相当的难度。中国一直是拥有众多消费者的国家。多数消费者仍然物资短缺、生活贫困。但是中国的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关键是要在扩大中国家庭支出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这一思想。中国的决策者正从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转移至通过个人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从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大宗商品高消耗”模式向消费领域的转变意义重大——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更广范围的全球经济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