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浙农产品：基层农产品安全隐忧重重

　　最初发生在河北的“红心鸭蛋”事件目前正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浙江省舟山市工商局在最近一次检查中发现，该市定海县的一名养鸭专业户销售的咸鸭蛋中含有苏丹红Ⅳ号。这只是监管部门在席卷全国的“红心鸭蛋”事件中查处的一个案例。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公布了各级质监部门对全国蛋制品生产加工企业专项检查结果，结果显示有七家企业的八个批次产品涉嫌含有苏丹红，这些企业分别分布在北京、安徽、河南、河北、浙江、湖北等省市。农业部更是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和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和追究制度。

　　尽管权威监管部门的“追杀令”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从“瘦肉精”到“红心鸭蛋”，今年以来接连发生的农村

食品安全事件让消费者的信心降至底线。记者近期在安徽、浙江两地农村走访时了解到，虽然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安全工作，但农村依然出现了环保农业技术难推广、农产品检测检验设施闲置、土壤等农业生产资料污染趋势加重等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生物农药败走农业大县

　　霍邱县是安徽省的农业大县，其粮食产量居安徽省第一，全国第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县中，对农产品安全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生物农药却遭到了惨败。

　　安徽省“农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当前农产品安全形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农药残留问题。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吨，而到2004年已达40多万吨。农药的过量使用使农产品的安全性大为降低，严重危害人群健康，同时使我国农产品频频遭遇国外的“绿色堡垒”，严重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正是因为看到了滥用农药的严重后果，在2000年，霍邱县大张旗鼓地向全县农民推广新型生物农药技术，以期降低普通农药的使用量，减少农业污染提高农产品安全度。霍邱县农委副主任张友国说：“那时县里的决心很大，报纸、电视不断地宣传，向农民推广一种叫‘BT’的生物农药，这种生物农药可以有效地防治水稻病虫害，比现在霍邱县使用的低毒农药还要环保。在县农业部门两年的努力下，一度使用面积达到了20万亩。”

　　可是很快生物农药就在霍邱县遭到了惨败。张友国说，现在霍邱县农民使用生物农药几乎为零，霍邱县也放弃了向农民推广生物农药的努力，转而向农民推荐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并严查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行为。

　　“农民不接受，是生物农药失败的主要原因。”张友国说，生物农药虽然环保，但成本是普通农药的1.5至两倍；同时见效较慢，普通农药施用后当天或几天后就会见到成效，而生物农药却在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之后才见到成效。因此，农民大多偏爱使用见效快、成本低的高毒高残留农药。

　　记者在霍邱县走访了一些农民，这些农民说，由于现在大多外出打工，打农药一般都是包给专门的打药人，每亩几元到十多元不等，至于打药人打的是什么药，农民一般不管。

　　安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农业安全与应用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安徽农产品中农药残留严重，一些残留期较长的高毒农药在农产品中有检出，严重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安徽省稻米类农产品涉及的农药品种有99个，麦类涉及70种相关农药。据安徽省农业标准化中心检测，所检稻米类农产品均有六六六和DDT等检出，但尚未超标。”

　　冷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农产品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仅靠肉眼难以分辨，必须通过相关检测才能确认。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采访时了解到，随着近年来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机构开始逐步建立。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这些本该为农产品安全而忙碌的机构，却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

　　记者在霍邱县的农产品安全检验中心看到，实验室大门紧锁，实验室内干净整洁，看不到进行过检验的痕迹。霍邱县农委副主任张友国对记者说，这个花了几十万元建立起来的检验中心，从去年建好以来就几乎没有进行过相关检测。

　　六安市农委副主任武克强分析了农产品检验机构冷清的原因：检验经费缺乏。以种子检验为例，六安市目前有200多个种子品种，以一年检验一次算，一年就要200多次，一次需要上千元，甚至几千元，这笔钱由谁来出？政府没有拨款，农委自身也出不起。

　　安徽省一些基层农业干部说，对农产品进行经常性的检验，可以有效地发现农产品质量问题，对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农业部门是检得越多越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农业部门检验得越多，人员和经费压力就越大，这种反差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化肥撒再多也不顶事，是不是假货？”

　　土壤是农产品的母体。近年来随着乡镇工业化的发展，加上农药化肥投入量过大等原因，农村土壤污染日趋严重。这一情况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地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记者近期在浙江农村走访时，一些农民说：“过去，那化肥撒得多的，产量就是高。现在化肥撒再多也不顶事，是不是假货？”

　　化肥不是假的，而是由于土壤受到了污染，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浙江省环保局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忽视有机肥，土壤承载压力过重，造成土壤养分失衡，地力下降，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一位专家说：“我国已有1.5亿亩耕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农村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纠纷日趋增多，长期污染积累的矛盾逐渐激化。”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安徽，其土壤污染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安徽省农委的专家说，安徽部分稻米样品中的砷、镉含量超标，这可能与土壤有关。一方面，安徽省少数地方的土壤中本身就含有砷、镉等物质；另一方面，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废物、废水、废气从地面、水域、大气等三方面对土壤构成污染，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是造成安徽农产品部分指标超标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代群 傅丕毅 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