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局限（上）

　　编者按：在2006年探索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过程中，有的论者把形成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归结为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或者强调了私权、市场的不发达和没有实行代议制（即议会制）。在《私权、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局限》一文中，作者认为，多方面的权威数据显示，在公共服务（或公共治理）体制和市场、私权发达的议会制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极分化加剧、提速，最大的“社会稳定器”即中产阶级惨遭“土崩瓦解”的事实表明，这些论点需要再斟酌。众多发展中转轨国家的经验也从特殊的层面提供了有关的启示。在探讨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时，需要依据事实和相关理论，“一分为二”地看待私权、市场和公共服务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直奔社会和谐的主题。

　　在2006年探索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过程中，一些文章在分析该问题的各种成因时，没有涉及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私权（指“财产所有权”）、劳资关系对于该问题的负面影响。有的把形成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归结为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或者强调了市场、私权的不发达和没有实行代议制（即议会制）。

　　但是，即使以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和西方经济学已经获得的新进展为背景来看，这些分析框架和论点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演绎出来的相关公共政策的效用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在“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无论在实行议会制的发达国家，还是实行议会制等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是目不暇接。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与中国并驾齐驱。这一切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理论和政策实践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也向其他非马克思流派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提出了挑战。理论和政策需要创新。

　　近十年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反映，20世纪70年代后期私有化和全球化以来，亦即“市场机制、私人产权方面做得太多”和美式民主到处推行以来，一方面是总体财富的增加，或者还应该加上在有的落后地区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前资本主义状况下的贫困现象的减少，另外一方面，无论是全球，还是实行议会制和公共治理水平比较高的美、英、日等重要的资本经济体内部，财富的集中度在提高，原有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遭到冲击和削弱，贫富差距都在拉大，社会公平状况都在下行。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都说，全球化中贫富差距拉大了，出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极端不平等”。收入分配问题是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几组典型数据如下：

　　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质特征就是私人资本扩张、贸易自由化等）中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全球化是“极端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2006年11月，联合国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贫富差别仍在扩大，无论在国与国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都是如此。……摆在人类发展面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消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极端不平等。”

　　2006年10月，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世界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指出：

　　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里，全球青年失业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现在全世界青年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是失业，就是生活贫困。此外，有超过3亿的青年虽然有工作，但却生活在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占在职青年总人数的56％。各国女青年的失业情况更为糟糕。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在工会作用弱化的同时，不仅是就业问题日益尖锐化，而且强势资本已经把一半以上青年雇员的收入水平压到了贫困线以下。

　　近几十年来，在实行议会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尽管进一步推进了私有化和市场化，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还是发生了日显尖锐的新问题

　　2003年在《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中，英国人约翰·米尔斯利用充分的数据描述了20世纪后期，特别经过私有化高潮洗礼后，实行福利制度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退步”趋势。这些事实，比较充分地显示了私有化（和私权）能够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发生负面的影响的问题。

　　“在刚刚逝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存在一种退步现象，即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较低程度的分化状况退步到较高程度的分化状况。而那种较低程度的分化状况是人们在20世纪经过整整四分之三世纪左右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与此同时，私有化和资本自由化并没有帮助宏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在欧洲），或在提高就业质量上做出贡献（在美国）。

　　早些时候，加尔布雷斯等人从吉尼系数方面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加尔布雷斯等人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对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69年到1992年的吉尼系数数据进行了筛选，并对数据最完善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吉尼系数作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越是经济增长后期，收入差距越是扩大。最近一位学者（C hu lh ee Lee）对美国1968－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证实了此时期美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之前及随后的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以英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杨英杰，2006）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消息

　　更是接踵而至，不绝于耳。而这些消息又都与私权扩张，财富集中，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日渐削弱，雇员相对收入下降、就业状况不佳相关。这种收入分配状况下行的现象，也意味着民主参与制遭到削弱。例如：

　　1、美国基尼系数0．469，创40年来最高纪录，堪与中国的0．47媲美。最新的数据来自《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31日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消息：当地时间8月29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连续3年上升。此次0．469的数值更是创下了40年来的新高。

　　报告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中位收入上涨了2．2％，即3592美元，达到16．6万美元，占全体收入的50．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中位收入仅上升了0．2％，即17美元，达到11288美元，占全体收入的3．4％，创下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比例。

　　美国全国共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6％。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许多美国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根据普查结果，在美国全国，大约有15．7％的人口（即466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5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

　　与收入差距扩大相关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企业利润连升，工人实际工资反降：

　　据《华盛顿邮报》下属的PARADE周刊报道，美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工人的收入不升反降。工人的收入为什么呈下降现象呢？答案是：美国企业的利润挤占了美国工人的收入。穆迪经济网站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指出：“国民经济收入的企业利润部分是60年来最高的，而工人工资则是历史新低。”此外，“美国工人的退休金及医疗保健等应享受的待遇也被雇主打了折扣。”（翁翔2006）

　　工人的待遇下降，与工会力量的弱化有直接关系：

　　“美国劳工部（Lab o r D ep a r tm en t）2005年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克林顿时代的泡沫过后，2003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不及1973年的水平。”（严海蓉，2006）

　　2、英国富人占据了更多的财富。英国《独立报》报道，2004年夏季英国公共政策研究协会（IPPR）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富人和超级富有的人占据了更多的财富。从1990年起占英国10％的人口掌握了英国47％的财富（这是英国私有化高潮时期的结果———引者注），但是现在他们所掌握的财富已经占到了所有财富的54％。同期，英国人均收入增长只有45％，但是英国前100家大公司的老总们的收入增加了6倍。”

　　在这种分化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解困济贫的四大药方“机会均等”、“向上流动”、议会制和民主参与制度，并没有发挥出神奇的治疗作用：

　　“目前在英国，生于普通人家、属于较低社会阶层或有少数民族背景都可能成为个人发展的障碍，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增加个人谋生的困难。英国民主参与的制度正在削弱，拥有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人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英国目前远远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贫困儿童人口比例比欧洲其他国家高很多，同时，收入、财富占有等方面的不平等依然十分严重。”“政府没有始终如一地去努力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英国。……英国政府目前应当引入政治辩论来讨论如何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国家。”

　　3、日本二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2006年6月外电报道的标题就是“日民众收入两极分化严重，56％国民生活艰难”。

　　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在具有比较完备的公共治理体制、具有更多的“机会平等”和私权更为发达市场体制下，在公权腐败和经济秩序问题解决相对较好的富裕国家，在存在议会制和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制衡机制的体制下，无论是亲近垄断资本集团的布什执政，还是“亲民”的布莱尔执政，两极分化依然我行我素的在“大跃进”，社会矛盾也在起伏波动中发展。

　　以上现象的理论和政策性含义是：

　　1、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原因归结为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缺乏“机会平等”，或者归结为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的理论分析框架，或者在探索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时过分依赖了反腐败、反垄断、市场和私权不发达的分析框架，都不能容纳、解释发达国家在推进“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呈现出来的收入贫富差距拉大并在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忽视了对于

　　发展中的转轨国家，私有化和代议制“改革”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2、如果据此去策划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显得缺乏比较成熟的、广泛的、成功的国际经验支持，也缺乏风险评估。虽然，这些分析中的各种因素，包括代议制涉及的扩大民主参与的因素，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以及在即定约束条件下的不同角度或程度上，都可能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发生关系。其中，有的重要因素具有两面性，如私权和市场。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私权和市场发展的基本指向都是拉大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对于中国来说，在增加财富、就业机会和改善收入分配上，它们只能在特定层面充当有限的政策工具。“物极必反”。中国不能照搬别人的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发展的模式。

　　发展中转轨国家基尼系数提升最快、数值最高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外，发展中转轨国家中也存在同样的两极分化加剧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转轨使“不够”的市场关系和私权加足了劲发展，财富呈现高度集中的趋势，结果仍然是两极分化加剧（世界银行，1999－2001）。

　　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在这些国家缺乏比较有效、廉洁的政府治理体制和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缺乏公民社会机制的有效制衡，市场秩序紊乱，内、外有势力的私权往往俘获公权、官商勾结、鲸吞公产、操纵媒体、鱼肉百姓、枪杀左翼、肆虐成性、放荡不羁，基尼系数提升最快、数值最高，收入分配问题是加速恶化。以至有人说，在这些国家，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稀缺资源”。这些社会问题的发展，导致了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中，左翼利用自由派鼓吹的“民主程序”上了台，有的左翼政府并开始实行大企业和土地国有化，这令在鼓吹“民主化”上“始作俑者”的美国尴尬不已。

　　即使在“最好的”中国，相关情况的发展也引起了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在2006年上半年的提醒是，中国“贫富差距亟待解决”，这将是“最大挑战”。

　　这种现象的理论和政策性含义是：

　　1、对发展中转轨国家，在促进私权和市场关系发展时，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公共服务体制，强调反腐败、促进竞争，反对垄断行为，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状况，帮助穷人（“反贫困”）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但是，正如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所提示的那样，如果发展中转轨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类问题，依然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出现财富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怎么办？发达国家和经济学都没有答案。这正应对了2003年约翰·米尔斯表达的一个观点，经济学还“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从未作出过回答”。

　　另外，目前一个非常现实的约束条件是，在全球人口增加、不公正的资源分配格局、脆弱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是否允许众多的发展中转轨国家的财富增长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能够实现他们那样的工资和福利制度，这是一个不能得到论证的问题。

　　更何况，发达国家的工资和福利制度正面临着种种问题，其持续性受到考问。所谓的“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社会保障私有化”引发的社会抗议风潮和理论界的尖锐批评，就是当下的典型案例。

　　这些反思意味着，发展中转轨国家需要探索自己的特殊道路，在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特色理论。

　　2、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传统和改革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特别地注意“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运行会在社会公平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当然，“这种消极后果的严重程度是与公共治理的薄弱程度相关联的”，加强公共治理是非常正确的、重要的政策选择之一（张春霖，2006）。但是，发达国家“国家与市场的同步增长”的政策能否提供治本的药方，这剂药的“化学成分是否稳定”，是缺乏事实支持和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疑问的。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开出的代议制＋市场经济（＋私有化）的药方（陈志武，2006），没有能够治住欧、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的宿疾新伤，更没有必要指望它可以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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