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皮具之都“包”打世界

　　每天约有100万只箱包从广东狮岭流向世界，假如你有三个包，其中一个就有可能产自这里

　　中国皮具之都“包”打世界

　　□本报记者徐钟

　　在国际皮具市场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广东狮岭皮具也面临着诸如缺乏自主品牌、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力紧缺等成长的烦恼

　　就像拥有几对鞋子，现在每个人都会拥有几个箱包，比如背囊、电脑包、拉杆箱、钱夹、手提袋，这些物品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假如你有三个包，其中一个就有可能产自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

　　多数中国人认识广州花都还是近两年的事，这里因为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而名扬天下。但在皮具行业，花都的名号则更早地走出了国门。尤其在皮革产业发达的意大利、法国等地，因为广州花都狮岭的冲击，那里有将近半数的皮具、箱包企业不得不关业更张。

　　早两年，狮岭还只想成为“东方的佛罗伦萨”。现今，它的目标更加高远，如同当地某家箱包企业的广告词那样，狮岭想做“世界皮具之城”，要“把世界包起来”。

　　“狮岭制造”通天下

　　每天早上7点和下午4点两个时段，不足16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只有8万人的小镇——狮岭开始塞车，“除了西藏、台湾，你能看到所有地区的车牌。”花都区新闻科主任唐联彬说。

　　塞车与上下班高峰期无关。上午塞车是因为当地5000多家皮革皮具企业和商家，要把货物运往各地。而到了晚上，很多企业相继接到时差几个小时的另一半球的外资公司订单，他们又涌向全国最大的皮革皮具专业批发市场———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采购原材料。

　　狮岭每天生产100万只皮具产品，产量占到全国的约三分之一，皮革皮具的年交易额则超过百亿。

　　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唐联彬刚忙完狮岭一年一度的皮革皮具节。“这一届是第6届，”他说，“20多万人参加，接待任务繁重。”在采访间隙，他想趴在桌上眯一会，他说：“很累。”

　　每年的皮具节都是狮岭重大的节日。倚仗当地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狮岭不但把自己成功地推广到全国包括港澳台在内的20多个省区市，而且还名播海外。

　　狮岭制造的皮具在国际市场上也举足轻重，它的出口量占到全国的60％－70％，欧洲市场上50％的中低档箱包都来自狮岭。

　　在同样被称为皮具之都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每天进出的约15个货柜的皮具产品，绝大部分由狮岭制造。在法国巴黎第4区的一条皮具街，也几乎成了狮岭皮具的销售专区。

　　法国皮革商会负责人在本届狮岭皮具节上提供的一组数据，验证了狮岭对法国相关产业的冲击：法国从事皮革业人数这两年锐减———从1.8万人减少到1.1万人，生产企业从230家减少110家，法国经销皮具的80％由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在法国转了一圈，贴牌后又出口到美国等国家。

　　“隐形冠军”的难题

　　在没建机场之前，广州偏北一隅的花都以农业为生，在广州地区的经济地位靠后。而狮岭又被称为花都的“西伯利亚”，“单看它的地名———猛兽出没的地方，就知道它有多荒凉。”唐联彬说。

　　1978年，花都梯面公社联明眼镜盒厂倒闭，当时籍贯狮岭义山村的王老先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义山村的村委会(当时叫生产队)，村委会决定贷款2万元，把眼镜盒厂剩余的22捆皮革材料拉回来。在广州工作过的王老先生建议把这些材料加工成手提袋。

　　义山村选了15名妇女，按工分计酬，用10台缝纫机敲开了狮岭皮具产业这扇巨型的大门。

　　当时生产出的类似“蛇皮袋”的手提袋销路还算顺畅，头三批生产出的1000个手袋，以每个8元的价格，销往一家国营商场，手提袋打着“环球”牌商标。但没过多久，这些手提袋还未来得及“环游地球”就遭遇重创。

　　从第四批开始，由于采销体制改革，采购人员对这种简易的手提袋已不感兴趣，义山村一下子积压了500个袋子。

　　不得已，义山村解散了这个手袋厂，并以6块钱的成本价，把库存的手袋批给邻村———军田村的村民。同时也把一些设备、材料卖给了本地村民。

　　当时京广铁路线在花都有一小站，停车时间是凌晨4点钟。军田村村民早早地爬起来，到火车站天桥下摆起地摊。没想到500个袋子很快销售一空，军田村民又来要货，这次，义山村开始生产“上海牌”手提袋。

　　不久，义山村诞生了当地第一个万元户——钟景权。1980年，钟景权受到县里表彰，奖品是一顶竹编太阳帽。

　　但义山村未能借势发展起来。现任义山村村委主任钟敬祥认为，义山村当时拒绝兴建皮革材料批发市场，而错失了机遇。

　　“作为狮岭皮革皮具发源地，义山村还是那么穷。”这是钟敬祥见到记者的开场白。

　　11月中旬的一天，记者看到义山村街道的商铺屈指可数，而且其中几家还是小商店。与之一条铁路之隔的合成村、军田村，却商铺林立、人头攒动。

　　“两个地方经济水平至少相差10年。”唐联彬认为义山没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是村子被京广铁路隔住——因为涵桥高度的限制，很多大货车进不了义山村，所以大型工厂无法进驻。

　　另两个村因受惠于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的紧邻，而成为皮革产业最集中地区。“那里的土地几年前还7万元一亩，现在已飙升至35万元一亩。”

　　现今留在义山村里做皮具生意的多是外地打工者，他们从家乡带来一些老乡，小打小闹地开起皮革加工厂，干起了当地人不愿干的微利又吃苦的行当。

　　邢力的工厂从外面看就是普通民居。一楼绿色铁门紧闭，门两边陈年对联已不复完整。没有厂牌。

　　1996年邢力从河南到花都打工。7年前自己做老板，加工每个只能赚三两块钱的廉价电脑包。

　　他的简陋的工厂大约有50人，没有工商执照。义山村对邢力惟一的要求，是不许他安排工人住在楼内，以防火灾。

　　“义山村200多家工厂中有17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邢力的厂在村里算最大的，还有很多几个工人的小厂。”钟敬祥说。不过，这并非是义山村一地的问题。“整个狮岭地区的皮革皮具企业还处于初级形态：企业小、加工技术水平低、产品技术含量低。”索派皮具产业发展研究院负责人亦歌说。

　　在《2006年中国(狮岭)皮具产业发展纲要》中显示，狮岭镇已办证照的皮具皮革企业及商户只有1036户，占全镇皮革皮具行业的20.40％，企业大部分为个体户，有限公司只有58家，仅占已办营业执照的8.24％。

　　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企业更少，已办营业执照的皮革皮具行业企业只有三分之一拥有自主商标。品牌意识相对较弱，品牌产品少，很多是贴牌加工，这些企业中惟有一家持有广州著名商标，省级、国家级著名商标则根本没有。

　　“狮岭不规范的地下企业还很多。”李春耕说。李春耕是广州斐高箱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斐高箱包是当地最大的皮具企业之一。在记者采访时，这个个头不高的东北人抱怨道：“我们设计的新产品很快被别人仿制。”不规范经营严重制约了当地产业发展。

　　像狮岭这样的皮具业“隐形冠军”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加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所谓“隐形冠军”是指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是隐身在其他品牌之后，为其他品牌做代工。一份资料显示，

中国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四，然而在2005年中国7600多亿美元的出口贸易额中，

自主品牌出口只有10％的份额，其他90％都是代工生产。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只是获得了产品价值链中区区8％的加工利润，而剩下92％的利润被品牌商和经销商获得。

　　如何跨越这种“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初级加工阶段，已成为当地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狮岭求变

　　2005年2月，“索派皮具产业发展研究院”的牌子挂在狮岭南工业区的一幢楼内，索派(SLPI)是“狮岭皮具研究院”的缩写发音。它的负责人亦歌曾是广东社科院研究员。他最早接触狮岭是因为对“为什么狮岭土地和劳动力紧缺，而产业却没有发生转移”这个课题感兴趣。

　　“狮岭的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交通便利，制造一件皮具比其他市场要快两到三倍，”亦歌说，“但产业升级刻不容缓。”

　　本地中小企业较多，投入资金有限，对人才吸引力有限。为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当地政府决定成立这样一所研究院。亦歌说，“成立这样的智力机构，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集群服务，从而降低了单个企业咨询成本。”

　　除了建研究院，为了更加快速地把产品打入欧洲市场，当地政府还与法国CTC(西迪士)集团公司合作，建设一个狮岭皮革皮具研发中心和质量检测中心。

　　外商下订单前，通常先要考察工厂，看工厂是否达标，员工的权益是否得到好的保护，但以狮岭现今发展水平，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狮岭计划建一座“中小企业孵化园”，把星罗棋布、“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小企业圈养起来，成为一个个标准化小企业，再由CTC这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之后，这些企业的产品才能畅达地打入世界市场。

　　而所有基本问题解决之后，摆在狮岭面前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打造品牌。

　　索派当下最大的任务就是打造一个植根中国文化并添加流行趋势的品牌———“狮岭皮具”，计划明年能在伦敦开出第一家分店。自2002年9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授予狮岭“中国皮具之都”的称号之后，狮岭就试图完成“狮岭加工－狮岭制造－狮岭创造”的跨越，这个跨越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先打造区域品牌，再争取打造出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品牌。

　　“这是一道坎。”吴克说。吴克是意大利全国制革联合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在广州琶州会馆刚刚结束的“琳琅沛丽皮革展会”上，他认为中国皮革皮具产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创新、设计、品牌问题，“通过模仿，生产能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但它会给中国企业养成不去创新、不去投资品牌的坏习惯。”

　　狮岭另一著名品牌蒙娜丽莎从1996年创立开始就一直亏损，直到去年这个品牌才算导入市场。正因如此，狮岭很多最先富起来的人，宁可去做批发生意，也不去做品牌生产企业。

　　“经营品牌很辛苦，”斐高副总经理李春耕说，“必须靠加工利润维持，但企业想要永继经营必须有品牌，给别人做加工是被动的，人家倒闭也会跟着死掉。”

　　除此之外，做品牌的另一个难处是，在目前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经常被仿冒。李春耕最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

　　另外，由于花都的箱包业以超过预计的速度飞快发展，劳动力紧缺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狮岭现在每年大约缺3万人。”花都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黄耀新说。

　　像斐高这样的大企业，企业规模1400－1500人，但现在只有600人，缺三个车间的工人。

　　“生产旺季时，小工厂经常到大厂来挖人，许诺给2000元－3000元的工资，但有时这些人根本拿不到钱，因为老板跑了。”李春耕说，这也是大企业无法壮大的一个原因。

　　在花都“极地”箱包公司大门口，记者看到一张招工告事：“准时出粮、辞工方便、每月放假两天，年终结清工资。”

　　“但应者廖廖。”极地负责人温建彬说。

　　每年1月至5月是皮具产业的生产旺季。“明年开春，我们准备到火车站、汽车站人多的地方，搞些现场招工点。”黄耀新说。

　　(P1190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