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萍与田凤山，谁更“标本”

　　如果只制作一个“标本”供人展览，且美其名曰“标本意义”，这对凑巧被捉来制成“标本”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严然

　　相对于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王雅萍是一个小人物——王雅萍是杭州市萧山区物价局的一名普通干部。王雅萍因利用职务之便为某技工学校谋取利益并接受对方的“游贿”而被查处，一审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何谓“游贿”？乃“贿之以游”之谓也——王雅萍所受贿赂不是财物而是“旅游”，王雅萍两次出国游，费用皆为某技工学校买单，计4万余元。（见11月28日《检察日报》）

　　“游贿”入罪，确实具有标志性意义（多大的标志且不去说它），不见“性贿”可否入罪尚在争议中吗？至于“吃贿”、“玩贿”之能否入罪，还没有成为一个“议题”呢。所以《检察日报》的报道说，王雅萍“因接受免费旅游被判受贿罪，具有标本意义”。

　　那么，王雅萍跟田凤山之间，二者有什么可比性呢？田凤山又没有因为接受免费旅游而被判受贿啊。但想必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在审理田凤山受贿一案中，法院认定田凤山非法所得中有10万元不属于“受贿”——为什么不属于受贿呢？因为送钱的人（马德，另一大贪官）之所以送这10万元，“不是谋取个人利益”，而是“帮助解决绥化地区广播电视综合楼建设资金事宜”。

　　要说“标本”，这样的判决才叫“标本”！其荒唐也显而易见：“不是谋取个人利益”这样的情节只能用于马德身上，而不能用于明显为了谋取私利的田凤山身上（不然他为何收这10万元）。至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也都属于相对概念，公益是私益的放大，私益是公益的缩小，放在一个大的场合，一国之益也是私益；放在一个小的场合，二三人之益也是公益。

　　说到这里，读者想必已经明白，王雅萍这个“标本”怎么会被笔者同田凤山扯上关系——某技工学校为了提高学费标准而向物价局干部王雅萍行以“游贿”，不也同样“不是谋取个人利益”吗？为什么在田凤山不是“受贿”，在王雅萍就是“受贿”了呢？

　　当然，就法论法，“游贿”理当入罪，王雅萍是罪有应得，而“缓刑五年”，正可见“法理不过人情”。但司法判决不是从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吗？为什么“事实”是一样的，“准绳”更是一样的，量出来的结果却截然相反？我认为我们的司法者对此不应若无其事，而应该感到难堪。出现这样的问题，法律的弹性空间过大、空白太多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我想更主要的，还在于司法者对法律的理解程度以及司法者对法律尊严的坚守程度。

　　司法者同样应该难堪的，还有如下一个事实：王雅萍受“游贿”获刑，堪称“标本”——但“标本”为何？常识告诉我们，被制成“标本”的只是某一种类的极少数。而“游贿”之在中国，可谓“公行”且“大行其道”，并非如有关人士所说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被发现”。对那些接受过甚至多次接受过而且还将继续接受、而且还将继续明目张胆地接受下属单位、企业提供的免费旅游的官员，司法者打算如何处置，有没有处置的打算呢？如果只制作一个“标本”供人展览，且美其名曰“标本意义”，这对凑巧被捉来制成“标本”者，显然是不公平的——从这一点说，制度陷人，法不责众，萧山区法院对王雅萍的判决未必没有可以商榷之处，尽管王雅萍自己已经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