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预言的20世纪

　　陈中

　　弗里德曼走了。我想我们都应该噤声来悼念。但我们都没有忍住。

　　有人说弗里德曼是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是的，他们有可以类比之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两人都是瘦小的精于数学的犹太人。但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将简单的牛顿定理搞得复杂，复杂到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而弗里德曼则是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归纳为简单，简单得叫人不敢相信。人们的认知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对于理论，我们更为迷信看似复杂的那个，而轻视简单。滑稽的是，在实践的时候，我们通常又会选择较为简单和较易理解的那个。而实践也恰恰证明，我们选择简单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的。所以，发射卫星上天，我们用的仍是牛顿定理；搞“宏观调控”，我们用的是“货币主义”。

　　但此“货币主义”并非弗里德曼所原创的货币主义。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采用的通过调整利率和

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并非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原旨，是“伪货币主义”。“伪货币主义”是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杂交生产的“怪胎”。因为弗里德曼不承认它，于是人们只好给它另起了个名字叫“新凯恩斯主义”。

　　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对弗里德曼极尽推崇，并且认为他们的理论依据来源于货币主义。但弗里德曼对此则是嗤之以鼻。弗里德曼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仍是在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他认为一台计算机就能取代整个庞大的联邦储备局。调整利率和准备金率来操控货币供应量，是一些无聊的把戏，而控制货币发行量才是货币主义的根本真谛。

　　真正的货币主义会剥夺政府的发钞权，所以并不被政府采用。政府因而可以暗渡陈仓地大肆印刷钞票，然后再通过利率的调整来“补镬”———再好的

厨师，用这么一个补了又补的破锅，炒出来的菜也要变味。所有的

宏观调控措施，在弗里德曼眼里，都会扭曲经济的天然原态。

　　货币主义并不见用，或者被改头换面，弗里德曼颇为无奈，甚至抱怨自己的名气大，但影响力小。晚年的弗里德曼做了一些妥协，并没有再固执地坚持货币主义的纯粹性。既然自由经济主义可以由货币主义演绎而来，他于是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时髦”的自由主义者。“自由经济”并非他的发明，亚当·斯密才是真正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意指市场可以自我完善，而弗里德曼的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则讥讽政府的多手干预则会让社会付出成本。自由经济主义，果然是一个识时务的理论。里根时代的美国政府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政府，正被低效亏损的“国家资本”搞得焦头烂额。既然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鼓励政府撒手放任，政府又何乐而不为呢？经济的自由主义风潮从此席卷全球。于是人们好像只记得弗里德曼是个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忘了他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货币主义者。恐怕这是弗里德曼始料不及的吧。

　　而他骨子里始终是一个货币主义者。当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和教书的时候，正值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年代。那时犹太人的名声不太好，恶名之一便是对“货币”的过分迷恋。当大部分低俗的喜欢玩弄“钱”术的犹太人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时候，这个高尚的小个子犹太人却躲在象牙塔里安静地堆砌自己的货币理论模型。终于，他发现“通货紧缩”是造成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而并非凯恩斯所认为的是因为政府的缺乏干预所致。1963年，他与舒瓦茨共同发表了《美国货币史》一书，对美国从1867至1960年间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发展状况作了实证的相关分析。他认为货币供应量应该稳步增长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当时的政府滥发钞票的行为，他进一步警告，如果货币发行过多，会带来通货膨胀，同时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上升。果然，没过多久，他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经济发展的两大恶疾。而这两个疾病却成了20世纪经济的最大负面特征。20世纪虽然可能是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百年，却也有可能是经济最为动荡的时期。人类的经济发展在这段相对不长的历史时期坐了一回最为刺激的“过山车”。

　　而正是弗里德曼，看到了这段经济历史书上，真正书写的尽是“货币”两字。当“货币”成为“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变得较为可以操控。虽然现在这种操控还显得相当笨拙，但较好的效果已得以彰显。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预防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诀窍———尽管弗里德曼老师对我们交上的这个作业并不会感到满意。

　　大师去了。我想未来的半个世纪内，再不会有一个经济学家会死得这么轰动。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噤声吧。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今，上帝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发笑者。

　　(作者系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经济学硕士、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