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凯恩斯VS弗里德曼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1946年逝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和上周辞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由于弗里德曼曾花费大量精力抨击凯恩斯留下来的学说，人们自然会认为他们是相互对立的。的确，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别，但两者的共同之处亦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今天的正统经济政策，是两人学说的综合体。

　　凯恩斯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市场已宣告失败；弗里德曼则认定：失败的是

美联储(FederalReserve)。凯恩斯相信像他自己那样思想深邃的政府官员的判断力；而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受到严格规范制约的政府才是“安全”的。凯恩斯认为，需要对资本主义加以束缚；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若放开手脚，资本主义将呈现恰当行为。

　　这些差异不言自明。但双方的相似之处同样明显。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记者、辩论家和自身观点的倡导者。两人都认为，从根本上讲，大萧条是一场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危机；他们都撰文支持浮动汇率，支持名义(或法定)货币；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重大斗争中，两人都站在自由的一边。

　　若非英国和美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两个国家，人们或许会用“自由主义者”(liberals)在18和19世纪的意思来称呼他们两人。但凯恩斯虽然从气质上讲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也是一个江河日下的国家里、中上阶层的悲观一员：他认为，要保留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要放弃19世纪正统理念的许多要素。而弗里德曼作为贫穷的犹太移民之子和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较为乐观：他希望重振自由市场，并对政府进行限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弗里德曼试图推翻在他看来凯恩斯及其继承者所犯下的错误：从当前收入进行消费的固定倾向推动总需求这一假设；认为财政政策是最有力的政策工具这一想法；相信名义需求的变化将导致实际产出的持续变化；对政府运用其判断力抱有信心等。

　　弗里德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中，逐一挑战了上述观点。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他辩称，消费并非取决于当前收入，而是取决于永久或长期收入；在与安娜·斯瓦茨(Anna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AMone鄄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963年出版)、与大卫·麦斯曼(DavidMeiselman)合作的大量实证研究论文中，弗里德曼试图恢复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和名义需求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1968年，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E鄄conomicAssociation)主席时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naturalrateofunemployment)———又称“不致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inflationrateofunemploy鄄ment)这一概念，以取代用当时流行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Curve)来表示的通胀与产出之间的取舍关系。

　　在这个汇率或多或少地自由浮动，而通胀急剧上升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提供指引。当时人们寄希望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以货币供应为指标。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于1979年至1982年在美国尝试了这种做法。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当政时的英国政府也于1979年至80年代中期，进行了此种尝试。在这两次尝试中，通胀都被摧毁，但货币与名义需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崩溃。凯恩斯理论的确已经死亡。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导地位也同样逝去。

　　同样不确定的还有市场经济的未来。两人目前在这方面打成平手。凯恩斯可能会担心，放开资本流动可能产生影响经济稳定的后果。而弗里德曼则不得不承认，全面缩减政府角色，并不在议程上。市场的确已经摆脱了20世纪中期的许多桎梏。但政府控制着资源，调控着经济，其程度在一个世纪前是无法想象的。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失败。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是上世纪那场政策辩论的主角。但我们今天看到，他们都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原文发于FT中文网，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