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分娩之后

　　■本报记者童辰见习记者根林

　　在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道路上，重庆是跑得最快的选手。

　　早在2000年，重庆就起步了，比其他省市自治区早了近4年。到一年前汪俊就任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时，只剩下《重庆商报》、新华印刷厂等不多的几个下属单位。“现在是一个企事业单位都没有了，和行业协会也彻底脱钩。”10月31日，汪俊告诉来访的本报总编辑包月阳：“剩下的只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管理局。”这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新闻出版单位依法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这个改革是一次痛苦的历程。

　　改革的阵痛

　　剥离下属单位，对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最直接的影响是“小金库”没了。

　　过去政府管理部门运行中的一些成本是靠下属单位化解的，现在分开了，没处伸手了，资金短缺的问题随之而来。“比方说原来出版评奖，不管评作品还是评人物，经费直接从出版社划转就行了。现在路断了，评奖又不准向被评的对象收费——这是雷区，不能踩的。怎么办？那就肯定需要财政的支持，否则这个事就做不了。再比方说审读——出版物的审读量是很大的，审读一篇文章，多少字多少钱，这是有规定的，每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于是有些同志觉得，这地方没有什么搞头了。原来管的很具体，管审批、检查、验收等等，干起来很痛快，日子过得也滋润。”汪俊说。

　　规范市场秩序

　　到底该管什么？能管什么？汪俊首先想到的是规范重庆出版市场的秩序，他认为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汪俊说：“比如到了发行季节，许多报纸都在自我吹嘘：我的发行量有多大，我的市场占有率有多高，我又被评为什么什么了等等。哪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说明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这事谁管？还得政府管，但是政府拿出来的东西得能服人，所以要尽快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和监测机制，然后定期发布，给社会一个说法，给外来投资者一个参照。”

　　还有广告经营上的恶性竞争。报业过去更多的是进行导向方面的管理，政治上别出问题，别出现低俗不健康的东西，“但是下一步我们新闻出版局还要管秩序，要管住发行和广告上的恶性竞争。”汪俊说。当被问到怎么管时，汪俊回答：“还在探索，也做了一些调研，我们可能要制定一些指标体系出来，比如说广告，我就要给你限定最低价，因为报纸有成本核算，不能超出这个最低标准，否 则就要受到制裁。”

　　从宣传部给导向打分的传统得到启发，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打算建立一套细化的指标体系，“犯规了我就给你算分，积累到了红线，该撤职的撤职，该停业的停业，该吊销执照的吊销执照。不能像过去那样大而化之。”汪俊说。

　　汪俊介绍，制定标准以后，要把所有的报社老总都叫齐当面认账。“实际上，那些老总都很高兴。他们也不愿意维持目前这样的现状。目前重庆很多的日报表面上很繁荣，厚报很多，做的都是亏本买卖，为什么？就是为了竞争，恶性竞争”。

　　汪俊说，有了游戏规则后，“对不起，你竞争可以，恶性竞争我就给你黄牌、红牌，直到把你罚下场。”

　　买不起书是社会文化关怀缺位的体现

　　管熟了的一些领域要退出来，很陌生的领域要进去，“最后还是要达到四个目的，但是我们要丰富它，要量化它，要做实它，这应该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汪俊介绍。

　　一个是政策调节，就是政府要发挥政策调节的作用；再一个就是要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市场监管；最后就是公共服务。“这个是我们以前特别缺失的。比如经常听大家说看不起书，但这个还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现在关注更多的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但下一步很可能是买不起书了。”

　　汪俊认为现在就要提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抑制书价虚高的现象。“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弱势群体给予文化关怀，应该组织出版、发行低价位的书，纸张不要那么好，成本不要那么高。还有社区和农村的文化关怀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往往想买书都找不到地方；即便有一点儿书，又买不起；或者书倒有几本，却不是农民想要的。”

　　建立相应的机制保障

　　2006年，为了适应改革后的新任务，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对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一些部门压缩了，“该退出的得退出，有些产业发展不好，不是因为你管的不够，而是因为管的婆婆太多了。”

　　一些部门增加了，比方说法规处；而版权处设了两个，“我们保护的力度越大，他们发展的力度就有越大，像电子音像这一块，原来很红火，现在是整个产业垮下去了，病根就是盗版太多。”

　　此外还要建立有效发挥作用的中介机构。现在重庆市新闻出版行业有五个协会，“还得再建一些，这里有个培育、推进的过程。现在报纸这一块严格讲就没有中介机构，新闻工作者协会主要是对记者的。必须建立一个报业协会，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另外，按照重庆市的要求，汪俊们还准备降低门槛，制定一些扶持政策，推进新闻和出版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目前重庆的状况，印刷和发行，绝大部分已经属于民营经济了。

　　还有放权。“市局的一些权力像培训啊、有的行政许可啊，要放到区市县去，实行属地管理，这样可以调动最基础管理部门的积极性，收效也会好些。”

　　体现改革精神的“

　　汪俊上任后，提出了一个工作方针：抓政府职能转变，促事业产业发展。然后在全国比较早的拿出了重庆市新闻出版行业的“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总资产年均增长8．06％，到2010年要达到187个亿；销售收入年递增9．62％，到2010年达到143亿；行业增加值年均增幅18％，到2010年达到56．19亿。到2020年远景的目标是建成长江上游新闻出版中心，全行业资产达到406亿，销售收入达到358亿，实现行业增加值199亿元。

　　主要的项目主要涉及四项工程、四个基地：

　　四项工程，排在首位的是惠民工程，因为公共服务是传统弱项；第二项叫重大出版工程，“出点好书，出点标志性书，出点传承价值的书”；第三项工程就是发行网点建设，主要是在城镇建立更为完备的发行网点，推动社区的阅读活动，向农村发展农民书社；第四项，监测服务工程。

　　这四个工程，是事业这一块要做的事。产业这一块要做四个基地：

　　第一个叫新兴媒体的产业基地，包括数字化出版，游戏动漫等；第二个是印刷复制业基地，形成三个印刷产业带：库区产业带，渝东南产业带，主城产业带；第三个基地是版权产业基地，是指创意产业这一块，这个就不局限于图书出版了，包括经济、科技、建筑、高新科技产业园等，“我们主要是推动基地的建设来推动版权产业的发展。”第四，出版物现代流通结算体系。

　　除了这厚厚一本的“十一五”规划，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还组织编写出了行业内第一本《蓝皮书》。这些文本，应该体现了作为新闻出版业改革先行者的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在改革路上的探索和思考。记者的观察，脱离了对下属部门的具体的婆婆式的管理以后，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的视野更开阔了，开始站在行业的高度谋篇布局，尽管资金形势空前严峻，汪俊们的信心好像还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