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到了调整引资政策的时候

　　瑞典投资促进署驻华首席代表及工业参赞陈永岚表示，中国利用外资新规不会影响吸引外资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首席代表及工业参赞、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高级顾问及驻华代表陈永岚。

　　■对话动机

　　11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将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那么，外商会如何看待这个规划呢？为此，本报特意专访了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首席代表及工业参赞、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高级顾问及驻华代表陈永岚。

　　对一些含金量不高的投资不该给予太多优惠

　　新京报：11月11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在对十五时期利用外资情况进行总结时提到，中国长期存在的引进外资“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从你的角度，如何理解这句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否意味着将会逐步取消外资所享受的优惠政策？

　　陈永岚：从外资引进数量来说，中国是很大，但从质量上来说，大部分还是以生产型、服务型、销售型为主，缺少那种含金量比较高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下一轮吸引外资上，需要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本地市场需求等方面来考虑，引进一些高质量的投资。

　　个人认为，对一些含金量不高的投资就不该给予太多优惠。对含金量比较高的投资，不仅要继续给予优惠，还应给予更多的优惠，以吸引高质量的投资。从市场角度来说，中国近些年发展很快，已经在另外一个台阶上运营了，在这个背景下，外来的投资本身也需要进行一些有价值的投入和价值比较高的投资，以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需求。

　　新京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也已经是讨论很久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别的国家这种税收优惠和效果如何？

　　陈永岚：在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这种企业税的优惠是没有的，因为在这些国家，投资流动比较自然，国家只需要提供国民待遇就行了。税务优惠或其他一些优惠，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而采取的举措。

　　从中国来说，优惠政策还必须要有，但个人认为内容需要有所改变。一是企业上的优惠，从税务上应该有些调整，但是对另外一些现在还没考虑到的优惠政策，还可以增加一些。如对外来高端投资，在其人力资源上给予一些相应的优惠，因为高质量的投资对人员要求比较高端。

　　研发创新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

　　新京报：你曾提到，爱立信在2004年就宣布计划在未来3至5年内投资10亿美元在中国多个地方设研发中心。现在进展如何了？中国现在把自主创新提到了非常高的层次，在此次的规划中也提到，将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外商把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比如像爱立信这样的企业，它在选择研发中心所落户的地区时会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陈永岚：据我所知，在过去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内，爱立信至少已经增设了7个或8个研发中心，分别在中部、北方、南方等地，之前才3个，而以他们的计划，这种在华的研发中心总共将要超过10个。

　　我想从研发角度来说，还需要细化研发的概念。一种是以市场为主的产品开发，以配合市场运营。另外一种是比较基础的研发，核心研发、超前的研发。对一个企业来说，市场在哪里，资源就该放哪里。

　　哪里需要研发资源，就在哪里设立研发中心。

　　对于很多在中国的外企来说，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设立自己相应的研发中心，是自然的规律，研发就是要跟着过来。至于具体放在什么地方，这个还是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思路，是按照市场需求、人力配置等因素综合考虑的。

　　新京报：这些外资研究机构对国内研发创新有哪些帮助？政府在吸引外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上可以做些什么？你曾说过，中国企业必须要考虑在发达国家设立境外研发和设计中心，这是出于什么来考虑的？

　　陈永岚：所谓的研发，它讲究的是一种大环境。如果缺少这种大环境，它就会陷入找不到从业人员的境地，这样企业就只好扩大自己的研发团队，如此这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大。但如果这种大环境成熟的话，企业就只需要一些核心的研发团队，其他一些配套研发可以外包或采购。如此企业就能够迅速地推出自己的新产品。反之，企业的产品将跟不上市场需要，耗时费力还不讨好。所以说，研发讲究的就是这种大环境的运用，并不是说具备那么几个核心的资源就能够做出产品的研发和开发。

　　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研发基地，变相建立一个研发大环境，这对中国本地研发是有好处的，它必然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研发大环境的改变。此外，中国的人员为这些研发机构服务，无形中也就为中国培养了本地研发资源，在他们的多年积累基础上，迅速地成长为本国的研发人力资源。这种研发大环境的建立，比一两个产品或技术更重要。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企业也该走出去，在那些研发大环境成熟的地区设立自己的研发队伍，充分利用他们成熟的研发大环境，这主要是能让中国的企业更好更快地与世界企业接轨，在研发上尽快融入全球大环境中。

　　从宏观长远角度制定行业保护

　　新京报：据悉，中国可能会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做出更为严格的限制，并将环境保护也提升到很高的位置。尤其是后者与吸引外资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陈永岚：这其实是可持续发展和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数量是占主导地位的，但现在发展成熟了，就需要考虑质量了，因为质量越高的东西附加值也越高，商业利润也越大。

　　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环境更有益。中国现在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是该调整和追求这种效益的时候了。

　　即便从市场和商业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提出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利用外资这种矛盾也是不存在的，也不会影响吸引外资。当一个社会、一个工业在发展完善后，它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要有更好的东西。中国市场上消费者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中，之前销售好的都是一些中低端产品，但现在中国消费者对中高端的产品需求越来越大。这势必要求投资者不论在设计、生产还是研发上，都要进行升级，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这其实就是一种竞争。当市场的消费力提升了，外来投资者也就自然要生产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含金量高的产品，这是个自然规律。

　　新京报：连续发生的外资并购也让更多的人对中国国内产业安全产生了担忧，在外资利用规划中也强调了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审查。那么在瑞典和别的一些国家，是怎样协调外资引进和国家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关系的？

　　作为发展中的中国，这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陈永岚：对每个国家来说，都会对国家利益进行保护，对外资并购本国一些战略性的企业或者战略性的行业要设置一定的障碍，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每个国家都有这种相关的政策。问题就在于要保护的这些企业行业，需要经过科学化的、或者比较理性化的政策引导。如瑞典有些资源性的如铁矿就是国家控制，不对外资开放，这被认为是对本国资源的保护。所以每个国家应按照其特定的情况，在经过非常科学的、有长远目标的、理性的研究以后，定出要从战略意义上加以保护的行业，在这种过程中，形成比较完整的措施和政策。

　　要避免的是拍脑袋、个案处理，那样的话对长远发展并不利。比如说，现在有人说某些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保护，但保护的理由是什么？这种保护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是什么？我也经常看中国的报刊所刊登的这类分析文章，我个人认为，很多情况下都缺乏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完整的规划，都是在就保护而保护，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利行业和产业发展的。

　　要利用好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资源

　　新京报：中国银监会16日宣布中国银行业今年12月11日前将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其中最让外商关注的就是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中国的金融业到底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又会出现哪些不利因素？目前瑞典对中国金融市场持怎样一种态度？

　　陈永岚：中国在产业开放过程中，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有些方面要进行保护，在某些方面要开放，然后慢慢地趋向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也是在走这个过程，开放和保护是混合的，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利的因素，也会遇到一些不利的因素，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中国金融行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经验，缺乏标准金融企业之间有效的交流，缺乏比较好的从业人员。如果开放走得快一点呢，其实也可以加快市场从业人员的培养，只有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培养出有经验的从业人员。

　　我想瑞典的银行界一样，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市场、新的机遇，所以到中国来寻找他们的发展机会，和别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的。瑞典几家大的金融集团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已经有很多年了，在2005年一年中就有3家瑞典的大银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分行，现在据我所知，另外的2大银行也在进行筹备，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将办事处变成分行。

　　新京报：到目前为止，瑞典在华投资情况如何？

　　陈永岚：瑞典企业来华投资应该说在欧美国家中是最早的，比如说爱立信等大企业，他们在八十年代早期就在华投资了，而且规模很大。近些年他们在华投资力度也在陆续增大。近5年来，大量的瑞典的中小企业来中国寻找发展机会，这种发展更多的是合作的、战略联盟型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看中中国的市场，也希望把中国的合作伙伴带进瑞典，带进欧洲市场，真正在产品、在市场上有全方位的合作。我认为下一轮如何把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带入中国市场，也需要新的思路。否则的话进来会比较困难，即使进来了也是简单的加工出口。其实在瑞典，很多中小企业拥有高端的产品和技能，如果能把这种资源有效利用好，本身对中国就是一种创新。

　　■链接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瑞典投资促进署是个政府机构，隶属瑞典外交部，驻华机构主要是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

　　具体来说是帮助中国企业有效地从瑞典、通过瑞典进入欧美市场发展。投促署驻华机构是2003年年初在中国成立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帮助约17家中国企业在瑞典设立了分支机构，1060家中国企业在瑞典进行了他们的投资和运营，这里面包括几个大型的企业，如华为和中信，在瑞典分别设立了中端以上的研发中心和面向欧洲的销售团队。另外，帮助大中型的民营企业通过在瑞典设立区域中心、商品中心、物流中心，把中国的商品向大北欧市场扩展。第三类是帮助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走向海外，比如今年的国家电网公司在瑞典进行了生物

　　本报记者桂衍民 张广明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