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涨价”传递出危险信号

　　■毕诗成

　　这些年，耳边不时响起涨价声。本来，随着社会收入的增加，公共品有些涨幅并非那么罪大恶极，而这一次之所以民意反应如此激烈，窃以为跟另一个问题有关系：现在的涨价，政府似乎正失去与民讨论的耐心。比如，关于邮资涨价的问题，发改委与国家邮政局一纸令下，当天就涨了，怎一个“出其不意”了得！

　　有人说，价格不是不可以涨，关键是要有“程序”。言外之意，以往很多问题还搞个听证，虽说多数听证会开成了涨价会，但程序毕竟还是走了，但现在，为什么连开个“门面儿”的会，跟老百姓讨论的样子都不想做了呢？细想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将左右我们以后公共决策的方向。

　　周末闭门读书，旅美学者林达在其著作中讨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二百多年前美国立国的费城会议上，代表们首先约定，会议的内容、过程、结果都不能向外界有一丝一毫的透露，这貌似违背了民主的原则；但二百年后，美国议会讨论问题、调查听证的时候，几乎全部向民众公开。为什么会这么迥然不同？林达认为，两百多年前的美国，民众的文明程度对于充分的民主还没有做好准备，政治精英为了避免民众可能发生的情绪激昂的非理性干扰，关起门理性制宪。再把理智结果向民众公布、解释、说服，最终投票通过，这是一个尊重民意与务实之举。结论是：当民众掌握了超越其水平的决策权，在公共决策上，不能实现全民的讨论决策。

　　说的是美国的事情，但逻辑似乎有相通的地方。建设民主国家，公共决策必然要走一条“关门决策——开门决策”的道路，这是必须清楚认识到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以往的部委出政策文件，到后来一些决策能够听证讨论，是一大进步；而一旦中止了这种努力，则无疑是倒退。笔者想了多天，得出一个不成熟的结论：我们之所以在公共政策上出现了倒退的苗头，客观地讲，跟两方面有关系：一是以往政府的涨价听证操作；二是公共舆论过于取悦民众的貌似正义的浮躁作风。

　　听证制度本是不错的利益讨论平台。政府认识到听证决策的好处，但另一面，一些部门无法扭转昔日“吐个吐沫就成钉”的绝对权威，没有足够妥协的耐心，局限于做样子。为了贯彻初定的涨价与涨幅，往往急吼吼动用行政权力与程序操作的手腕，快速实现“既定目标”。结果是逢听必涨，“狼来了”喊得多了，大家也就不信了；于是再有听证会要召开，大家朴素地判定出“接着肯定涨”的结果，于是无法做正常的利益讨论，而是本能地讨伐，使正常的利益博弈丧失了心平气和讨论的平台。慢慢的，挨骂的政策出台部门干脆再退一步，回到关门决策——这是公权部门必须深刻反思的地方。

　　另一方面，当下的公共舆论弥漫着很多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成分。民主并非占领道德高地的正义谩骂，而是需要负责任的民主智慧。对公开讨论的公共话题，真正形成舆论力量的是能够在媒体上发言的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在表达底层苦难的时候，常表现得煽情和夸张，以支撑自己的道德感，结果却会放大很多正常议题的“狭隘”部分。

　　比如关于招待费计入水价成本的规定，很多论者把它简单等同于“为大吃大喝开便利之门”的道德原罪，撩拨起民众的愤懑情绪，把发改委约束性的制度努力逼到了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结果可能会令更多的公权部门在做开门决策努力的时候，心存畏惧，甚至干脆闭门决策——挨骂的后果未必就比开门先讨论糟糕多少。如有学者所言，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既表现在对公权强权的批判上，更表现在不简单迎合民众心理，保持独立的、理性的批评。理性、建设性的议论平台，不能因为道德情绪的弥漫而被损伤，这是知识分子公共责任应有之意。

　　从关门决策到开门讨论，并非只是简单的程序问题，而是我们民主进程的必须载体。因此，公共产品涨价的事儿，政府若真的不愿再跟民众讨论了，传达的将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没有资本允许这样的倾向蔓延下去了，亟需社会做出全面的反思。而政府部门与在大众媒体发言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可推卸的首先反思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