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农民工“自治”模式

　　■魏英杰

　　日前有媒体以《上海农民工“管委会”的9年自治实验》为题，报道了上海四建租赁分公司发起的一场“农民工自治改革”。农民工、自治、实验等字眼，很是吸引眼球，但通读报道后，感觉只有失望二字。

　　报道说，这一全国率先实行的“管委会制”（全称“劳务工自治组织管委会”），打破了建筑行业中的单一包工头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但是，从其组建成因、机构组成以及实际运作来看，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农民工民主自治。

　　管委会组建原因在于：该公司雇佣了几十名来自不同地方的劳务工，分属于3名包工头管理，由于劳务工之间打架斗殴不断，矛盾上缴到公司后，烦不胜烦的公司领导索性“把这几个拳头凑到一起，谁打架了，由你们自己去处理”，让几名包工头通过管委会这个统一协调机构，共同管理名下劳务人员。这说明，当初成立管委会，更多是出于便于管理而非自治的目的。

　　既是如此，3名包工头自然成为管委会主角，即便有一两名委员来自劳务工群体，也不可能改变管委会的“资方仲裁机构”本质。不难想像，劳务工工资均由包工头发放，而包工头既是“老板”又是“工会主席”，这样的“自治组织”怎么可能站到劳务工这一边？报道提到管委会成立之初为劳务工做了不少实事，比如提高部分工种工资，为劳务工建浴室、宿舍，但在我看来，这样做充其量只能是“人性化管理”而已，远远谈不上什么自治。如果说这是自治，那也只能说是包工头的“自治”。

　　还有，管委会章程规定可以罢免侵害职工利益的委员（包括包工头），但从来就没有包工头委员被罢免过——实际上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除非包工头与企业解除合作关系。章程还规定，劳务工去留要提交管委会讨论通过，但和劳务工签订用工协议的是包工头而非管委会，所以这一规定本就形同虚设。此外，章程原本规定以无记名投票形式产生委员，2004年后径直改由“分公司和劳务工代表集体讨论酝酿产生”，这样一来，管委会的“民主”外衣更是被剥得一干二净。

　　说到底，这家企业实行的管委会制度根本谈不上是“农民工自治改革”，其经验也没有任何值得推广的价值。“管委会制”实行9年，前来取经的企业不少，却从未被其他企业采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包工头与劳务工本质上属于“劳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包工头很难全力维护劳务工利益，由此也决定了管委会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务工自治组织。

　　中国市场经济变革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通过有效途径，将几亿农民成功转化为“城里人”，因此，任何相关的点滴变革，都足以引起重视。而我之所以花那么多篇幅来谈一个不可复制的农民工“自治”模式，就是为了重申：

　　改善农民工境况，根本途径在于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与完善相关制度以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具体到如何提高劳务工民主自治水平方面，办法就在于普遍建立由劳务工选举产生的工会，使之拥有与企业平等博弈的力量。一个充满虚假民主意味的管委会，不可能会是广大劳务人员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