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不忘读书”

　　傅国涌/文一

　　孙中山曾对日本友人说：“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是他的信条，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以来，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或者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他也不忘读书，读书可以说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从1895年第一次经过日本以来，孙中山至少到过日本十五六次，总计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可能有十来年。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夫人宫崎槌子印象中，孙中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说：“这里的书我都喜欢看。”临行还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的一箱带走。宫崎夫人回忆说，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来，有空他也是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而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和他攀谈，当时他看书看得正入神，只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在日本横滨访问了孙中山后，在3月23日发表一篇报道说，在他当时住的小木屋里摆满了英文、法文的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方面。林奇特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英文的军事学著作。

　　在中华民国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孙中山曾多次到达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据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当地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孙中山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来，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每次买了新书一定要用纸包上一层书皮，保护起来。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整齐齐，毫不混乱。就是读报他也有自己的习惯，先读专电，然后顺序读下来，不乱翻纸张，读完仍然折叠好，不随手乱扔，如果同时有多份报纸，也是如此。

　　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孙中山不喜欢小说杂著，张永福从没看见他在读无益的书，他也不嗜好美术图画，对于故事图画最多偶尔翻翻而已，对于丝竹音乐没有嗜好，从没听见他唱过歌，也未见他吟诵中外的诗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带的除了书，只有一副象棋。这些回忆，使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读书的偏好，他对纯粹消闲式的阅读没有兴趣，他的读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早在1897年他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说自己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孙中山从来不懒散地躺卧着读书，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认真。对此他还有过这样一番说法：“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他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读，甚至一些很偏门的书都有所涉及。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二

　　20世纪初，当孙中山在欧洲动员中国留学生参加革命时，其中有一个叫朱和中的，第一次读到孙中山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他问其故，朱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举人出身的吴稚晖早年也曾疑心孙中山“不识字”。这位后来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回忆，1901年他留学日本东京时，吴禄贞、钮永健等人相约一起去横滨看孙中山，邀他同往，他当时心想，我连梁启超都不想去看，何况孙文，孙文不过是个“草泽英雄”，有什么看头？所以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园去。”等到他们几个回来，他就问孙文的相貌是否像庙里供奉的大王爷爷，魁梧奇伟？钮永健说他弄错了，孙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于是他估量孙文大概是东汉的刘秀、邓禹一类人物，还是不想去见。直到1905年的春天，他在英国伦敦已住了两年，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吴稚晖晚年大为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家境贫寒，7岁开始在别人家的私塾附读，9岁开始到村塾读书，曾接触过四书五经。13岁他远赴檀香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当他回到故乡时，少年时的经典诵读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镜海丛报》说他檀香山归来“不识汉人文”，自然不无夸张，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说，他的英文确实比中文要好。随后，他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进香港拔萃书室，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里，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读了以后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借过来经常研读，就这样，他基本上读通了四书。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诚如著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的美国学者史扶邻所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读孔子、朱熹的书，然后才接触到达尔文、密尔的学说，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岁第一次出国，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从此就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乃至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对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尤其留心。无疑，西学给予他的影响要更大。对于中国书，他也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买过两套“二十四史”，他也读过《资治通鉴》，在阐述“五权宪法”，说到监察权、考试权时，他说：“我读《资治通鉴》等各种史书，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为欧美各国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实行者，这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中，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在香港西医书院他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除了医学专业书，他的同学关景良回忆，他平时非常勤奋，夜里常常起床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目录中保存下来的达尔文著作还有两种，一是1892年伦敦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是后来追随他革命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到晚年，他在演讲中还不时提及达尔文。1923年12月，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了达尔文的例子，认为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论的道理。”

　　那时，他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了。他对农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曾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也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所涉猎。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农功》，1895年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曾创立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不仅仅是作为革命的掩护，从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也可以看出，他对农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发起“农学会”，就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著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三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使他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时间主要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也许就有他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书。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还是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用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是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时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时期，这不到三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就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常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有关的书，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他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广泛收集资料。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订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有240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

　　192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东博罗县的一艘船上，月白风清，孙中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赏月谈天，黄昌谷问他：“像先生这样爱读书，又爱读新书，从前读过的书籍自然是多，但是读过了的书籍，是不是都还保存到现在呢？究竟一共读过了多少种？读过了多少本呢？”孙中山回答：“我几十年以来，因为革命的事情，居无定所，每年所买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们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种类和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从买书的费用说，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两三千元。”他对书的痴迷，这件事可以说明：1908年，他到达伦敦时，旅费告罄，吃住都发生了困难，湖北籍留学生曹亚伯在同学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镑给他救急。过了几天，当曹再去看他时，却发现他将这些钱全部买了书。

　　孙中山爱读人物传记，从培根、达尔文、富兰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学家、宗教先知的传记，到毛奇、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俾斯麦、威尔逊、纳尔逊等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他对毛奇、拿破仑、俾斯麦的作为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收藏的拿破仑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版本，在屡次遭遇失败的困顿中，拿破仑起起落落的经历也许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他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阅读有关居住方面的书(当时他仍想修订“民生主义”的讲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