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银行站上“同一起跑线”

　　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前夜，《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登场，此举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用监管部门的话说，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欣喜是必然的，公众终于有机会全面近距离接触外资银行有口皆碑的服务。更可喜的是，监管部门此番制定《条例》，从审慎监管这一原则出发，对外资银行设定了一系列符合国际惯例的限制条件，如存贷比率、外债额度、同业拆借金额、资本充足率、大客户集中度比率等等，以防范开放造成的可能风险。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外资分行100万元吸存比例下限”。在当前存款保险制度“缺位”的现实情况下，这一限制无疑体现了监管部门的智慧。

　　但欣喜之余，冷静的清醒仍是必需的。

　　两点关于立法公平的预警：其一，在外资银行税收等方面政策远优于中资银行的既定背景下，中资银行已在事实上沦为未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国民”。其二，《条例》对所有外资银行“一视同仁”，要求中小外资银行也必须和大行一样，符合一系列存贷比率、外债额度、同业拆借金额、资本充足率、大客户集中度比率等标准，方可全面开展人民币业务。考虑到引入外资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提升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强求中小外资银行达到上述对其而言近乎苛刻的“转制”要求，似乎值得商榷。

　　毋庸置疑，监管部门、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三方最为满意的博弈结果应当是：所有外资银行与所有中资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各方面均处于同等地位；其次，中国金融业在有限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得以进一步开放。

　　但事实是，《条例》甫一出台，中资银行纷纷额手相庆。外资银行则反应不一———中小外资银行怨声载道，大的外资银行一律以官方辞令表达自己谨慎的乐观。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当真已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相信，中国金融业开放之最终目的理应是人民的福祉。引入外资银行，正是欲借助其“鲶鱼效应”提高中资银行竞争力，为人民谋福利。但在一个有失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要实现这一良好的初衷，监管部门或许仍须厘清思路，再行庆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