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的遗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故事(四)

　　

■经济史话

　　□孔笑微

　　1976年，经过八次美元危机的冲击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牙买加正式宣告结束。它的解体，留给世界另一个难题———“永恒的残缺三角形”———任何国家在自主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至多能选择其二。在这个“三难选择”之下，有了欧元，也有了索罗斯等金融狙击手……

　　“永恒的残缺三角形”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对各国用黄金兑换美元，同时对进口商品课征10％附加税，削减10％的对外援助。墙倒众人推，美元与黄金脱钩立刻引发了新一波贬值大战，到1973年第八次美元危机之后，由于无法忍受美国带来的高通胀率，各国纷纷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走完了27年的历程，黯然解体。

　　1976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开会通过协议：取消货币平价和美元的中心汇率，承认浮动汇率制以及各国选择货币制度的自由；实行黄金的非货币化，取消官价，黄金价格完全由市场自由决定。

　　至此，货币完全斩断了黄金之锚上的古老缆绳，冲向了全球经济海洋的漩涡激流，今天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是598美元左右，对比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官价(35美元／盎司)恍如隔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规模不可阻挡的增长趋势，挣裂了金本位这件陈旧的衬衫。金本位背景下的英雄是洛克菲勒，后金本位时代却是比尔·盖茨。货币的嬗变，使财富的本质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风险本身转化成财富无法分离的内涵之一。如今当一个合格的守财奴所需要的“技术含量”，是夏洛克和葛朗台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究竟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经济权力？如同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对新世界发出的感叹，“越来越奇妙了……”

　　牙买加会议与其说决定了点什么，还不如说承认了现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制度事实上已经崩溃，给它补办一个正式葬礼了事。以后怎么办，大家多少有点跳河时一闭眼，听天由命的心态；不料跳下去以后却发现：水其实也没有原来想的那么深。

　　美元的核心地位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可是也削弱不到哪里去。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但是多数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还是它，作为计价、结算和各中央银行的外汇市场调节工具的功能依然不可替代。尽管日元、马克、瑞士法郎等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地位有所上升，但是谁都无法承担美元的责任——它们的货币当局也决不敢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国内经济总量庞大，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还可以消化；但是以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放任大量本币流散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旦发生大规模投机冲击本国市场，后果相当危险。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国际收支十分注意，并不热衷于让本国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这样一来，特里芬难题——美元清偿力与信心的矛盾——就没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消失，依然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世界。固定汇率制取消以后，IMF的成员国中的一部分选择仍然钉住美元(或者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汇率，另一部分选择单独的(如澳大利亚、日本)或者合作的(如欧洲货币体系)的自由浮动汇率。选择钉住汇率制的国家依然要积累庞大的外汇储备，调节汇率波动和防备国际游资的袭击；美元流动性泛滥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并没有减轻。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元疲软仍然是难以克服的趋势；从盯住美元汇率的国家来看(它们还常常是发展相当迅猛的新经济生长地区)，庞大的美元储备在手里不停地贬值，也十分令人头疼。今年的商品投机风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剩的美元流动性在国际市场寻找出路的表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带来了一条“三难选择”——任何国家在自主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最多只能满足两条。这个结论是从国际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而来的，简单举例说，假使某国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加)，那么卖出本币买入美元的套利机会出现，如果政府想保持本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就必须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套利)；否则，套利的结果就是本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假如政府既不想限制自由套利，又不愿让本币贬值，只能拿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卖美元、买本币，可是如此一来增加的货币供给又被回笼，货币政策就失效了。这个被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称为“永恒残缺三角形”(ImpossibleTrinity)的法则，限制了国际金融基本行为模式，好比三个人一起玩锤子、剪刀、布，只有三方出现两种出法的时候，游戏才可能有结果。

　　不同国家依据现实量体裁衣，做出了不同选择。经济总量不大，但是对国际贸易参与程度高、受影响深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减少汇兑风险，经常选择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以及金融危机之前的东南亚诸国。国内经济总量较大，外贸种类相对单一的市场经济国家，倾向于选择自主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比如澳大利亚。而像中国这样国内经济和外贸同时迅速增长，但是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大国，选择独立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而不是资本流动，则是一种相对理性的决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引起了对货币合作的模式的反思。它的优点和缺陷，都为后来者借鉴。1970年代之后，地区性的货币协议兴起，欧洲货币体系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没有建立通天塔的雄心壮志，却可以把水面上相近的浮板钉在一起，共同抵御风浪，而在这个基础上居然逐渐建造起了一艘航空母舰！从1960年代《罗马条约》的贸易协议开始，到1990年代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启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它逐渐形成为一个对内固定汇率、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从“三难选择”来分析：在欧洲内部，各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制和相互之间资本的高度自由流动，把货币政策权力上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而作为整体对外时，汇率体系又是自由浮动的。这样既促进了欧盟内贸易活动的发展，又有效地把来自外部的通货膨胀压力化解掉，增加了整体抗风险能力。正所谓有心栽花不如无意插柳，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背景下没做到的事，地区货币协议却扬长避短取得了部分成功。宛如经济学家蒙代尔描述的理想“最优货币区”，欧元的最后诞生，标志着地区性货币协议的成功达到了新的高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给全球金融投机基金带来了更大活动空间。索罗斯们狙击手法固然眼花缭乱，原理还是来自于这个难以完美的“三难选择”。以乔治·索罗斯自己为例，他的成名作———1992打败英格兰银行，迫使英镑退出欧洲货币协议，本质上正是看准欧洲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压力下(主要是德国面临两德统一时的压力)，无法牺牲货币政策去维持固定汇率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东南亚各国资本流动过度与汇率浮动僵硬背后的矛盾。

　　1995年10月15日，通天塔倒塌32年后，各创始国来到中国香河，回顾得失，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改革，另外———探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能性！

　　历史总是一再回到出发的原点。人们开始厌倦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高风险和脆弱性，而美元的流动性泛滥，美元与新兴货币(比如欧元、人民币)之间的关系，都是全球和地区性合作问题而非仅仅双边问题——也许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也许，人们对那个通天塔的理想，永远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们可以篡改一下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描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梦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是一个最坏的办法”。然而，无论怎么评价这座未建成的通天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里，人们取得了另一种成果——不管愿不愿意，现在世界的金融与贸易千真万确变成了一个整体。甚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想，在追求利益与安全之外，或许还说明人类还被某种与生俱来的力量驱动——一种寻求彼此之间了解的深刻本能？

　　所有的合作，归根到底，不过是跟自己合作。

　　那么在本篇的最后，回头再看那条斯芬克斯的

谜语，最简单而隽永的回答无非是“认识人自己”——从哲学、艺术、政治，也从永恒的利益、纷争与合作。(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生，电子邮箱kongxiaowei＿77＠hotmail.com)(P1188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