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张恩照落马的几点疑问

　　见本报11月13日13版

　　成败邹建华：从IT采购到最后的晚餐

　　有理由相信，张恩照一审被判15年有期徒刑，与2004年12月美国被诉存在必然联系。而建行与FIS达成的1400万美元IT系统采购协议，放在当时的背景下，似乎达成了双方共赢的局面。但在今天看来，却应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古训。

　　对于G&D公司及其发动的美国诉讼，笔者尚存几处困惑待解：首先，在原建行行长王雪冰任期，G&D促成了AIS与建行高达数亿美元的软件授权服务协议(报道称合同总价可能达到10亿美元)，G&D可谓立下大功。不过，在AIS拿下大单之后，2002年1月，王雪冰案发。G&D方面称，FIS不久便绕开G&D，通过其他公司及个人恢复与建行的合作关系，其中涉嫌行贿张恩照。既然G&D是AIS进入中国的“引路人”，那么正如G&D所说，FIS后期逐步掌握了在中国展业的“哲学”，那么，G&D是否是FIS的授业“恩师”？王雪冰的落马与其任期内的数亿美元大单有何关联？作为中间人的G&D能否敢拍着胸口说没有猫腻？

　　其次，FIS单方面终止了与G&D的代理协议，G&D为何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张合约赋予自身的权利，而是选择沉默？

　　第三，G&D没有选择在美国的新一轮诉讼中将张恩照继续列为被告，是考虑到日后被告可能以“地域不方便”为由进行抗辩，是否只是次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张恩照美国被诉的消息甫一传出，便成彼时的爆炸性新闻，各路媒体蜂拥而至。此后G&D方面以“迎合”姿态高调面对媒体，合作甚欢，此间存在何种关联？

　　(刘其童/上海)

　　多种方式解决清欠问题

　　见本报2006年11月13日9版 清欠“大决战”

　　截至11月9日，沪深两市仍有95家上市公司存在资金占用，金额合计255.7亿元！清欠家数、清欠金额虽然大幅下降，但未完成任务的上市公司多数都是“清欠困难户”，所以总体形势依然严峻。在清欠大限即将来临之际，应积极探索创新多种方式解决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清欠问题。

　　目前，一种普遍的方式是“以股抵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优化股本结构，提高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但是，这却牵涉到非流通股的定价问题。以净资产定价是国际比较通用的估值方法，但是，由于目前非流通股净资产中相当一部分是上市公司初次募股和再次融资时，由流通股股东认购的溢价产生的资本公积金而来，所以，这一方式对于流通股股东来说有失公平。

　　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偿还对上市公司的欠款，这当然再好不过。被大股东占用资金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的处境大多盈利能力差，资产质量低下。所以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于部分资产质量较好、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

　　另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分割”，“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按所达成的协议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这就意味着债权也可以分立。如果将对大股东拥有债权的公司从上市公司中分立出去，并且由大股东全资拥有，由于此公司是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可以由大股东注销。这不失为解决清欠问题的一种办法，缺点是手续较复杂。(任强/北京)

　　用新“外资观”破解德里达难题

　　见本报11月13日5版

　　中国新“外资观”

　　与其它求解外资利用中德里达难题的方法相比，新“外资观”无疑是最为“治本”的方法之一。新的“外资观”就外资利用德里达难题(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的“不想改变或不能改变的状况”)中最核心的内外资差别待遇问题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确立了一整套行为基准，譬如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动态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及细化关系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行业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新“外资观”对症下药，将外资利用德里达难题做了有效政策分拆，在广泛征求相关部委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条未来政府机关施政逻辑：平衡内外资差别待遇，强调国家经济安全。

　　以近期正炒得火热的凯雷并购徐工为例，此一并购案之所以久拖不决，并招致舆论在支持与反对之间产生分野，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律和政策原则予以明确规制，又缺乏像新“安全观”这样的政府监管指导原则，这直接导致了相关并购行为大都处在“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灰色法律地带，并购在法律和政策的“两可”之间运行的“德里达困境”。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就有新“外资观”作指引，这一并购无论是被否掉还是被通过，其所耗时间肯定会短很多。当然，新“外资观”并不能破解外资利用中的所有德里达难题，它只是部分解决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资利用中德里达难题所带来的“法律不适”，特别是涉及政府公权力的部分。从根本上说，要彻底破解外资利用中的德里达难题，除了要形成新的“外资观”之后，还需要立法、执法部门的具体法律努力。(李季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