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是一种消费品

　　■翟春阳

　　关于“包机扶贫”一事，从《南方都市报》报道中看，矛头的指向很明确——深圳市北师大南山附中组织的这次“手拉手西部行”扶贫活动，因其中颇多“强迫”的成份而难脱“假扶贫之名行谋利之实”的嫌疑。而随后舆论的反应却不免稍嫌过度，都将焦点集中在“包机”与“扶贫”之间的强烈对比上。

　　“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有评论反用这个典故，指“包机扶贫”是给贵州人送“鹅毛”，讽刺之意显而易见。这让我对“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这句人人皆知的话重新做了一番思考——“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包含有两个判断，“礼轻”是一个判断，“仁义重”是另一个判断，而后一个判断是终极判断。这似乎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重表面轻实质的一面，但中国还有一句话叫“见善若惊”，其所体现的道德价值尺度正与“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相仿佛——面对“善”，哪怕极微小的“善”，人人都应该心生敬意并给予褒扬。鹅毛虽小，依然有其“重量”，依然不失为“善”，如果我们斤斤计较于“礼轻”，进而质疑其“仁义”，那么最终是连“鹅毛”也不会有人送了。

　　是“扶贫”还是“豪华旅游”？这样的质疑似乎一针见血，直指人的灵魂深处。但我以为，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要慎用，因为它只会使人的心灵受到伤害而根本无助于灵魂的升华。而如此“一针见血”更不过是扎错了地方而已，扎准了倒不一定会“见血”——道理是如此简单，坐飞机出行如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出行方式，从贵阳到各地、从各地到贵阳的民航班次每天络绎不绝，乘客中间有人是因为公务，有人是因为旅游，有人是因为会情人，有人则只是为了吃一道久违了的地方菜……做什么都行，为什么单单不能“扶贫”呢？难道一与扶贫沾边，别说坐飞机，就是身上穿一件干净点的衣服也是一种罪过吗？

　　是的，确如一些批评所说，“扶贫”并不一定非要从深圳跑到贵阳，果有扶贫之心，把2000块钱直接寄过去，何其方便快捷！这样的批评当可令被批评者哑口无言，但这样的批评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呢？被批评者真会将2000块钱直接寄过去吗？

　　并非市场经济社会所特有，“慈善”包括“扶贫”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而存在的。人们为何要“消费”？是为了求得某种心理与生理的满足。慈善亦然，人们之所以“慈善”，并非单方面的给予，而是一种“交换”——以慈善交换形象、名声，这是一种看得见的交换；以慈善证明、发泄自己的爱心，所谓“自己为自己感动一次”，则属于不明显的交换。当然并不是所有“慈善”都如此，人世之间确实有“至善”，但也毋庸讳言，绝大多数人还都达不到“至善无私”的境界，不许慈善中有“交换”，慈善就将难以为继。

　　如果承认“扶贫”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消费品，那么就应承认，“扶贫”作为消费品可以有很多形式；扶贫者作为消费者，对消费品的形式与内容可以有很多要求；而想要人们更积极地参与扶贫，也就要在提供扶贫这种消费品时保持多样化并不时推陈出新。就以“包机扶贫”这件事来说，将2000块钱直接寄过去固然方便快捷，但这样的消费过程无疑太短暂了，而且也明显缺少趣味性与切实的参与感；即使是从“教育人”的角度看，直接寄钱与让孩子亲眼目睹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让孩子与贫困地区的孩子亲密接触，在教育效果上的差别也是显而见的。

　　是“扶贫”还是“豪华旅游”？其实倒不妨把“扶贫”搞成“豪华旅游”（公款除外），把贫穷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资源”来开发。而另一方面，与其说社会普遍缺少爱心、缺少社会责任感，不如说是可供社会消费的慈善消费品太少、太单调——除了捐钱之外，实在并无多少事可做、做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