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一顶“帽子”与一个企业的命运

　　记者李济东

　　一顶“红帽子”，帮助一个小公司迅速成长为大型企业集团，又让曾经辉煌的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天发集团跌宕起伏的经历耐人寻味——

　　1日，从荆州市最大的企业———天发集团传来消息：集团已完成股东工商变更注册登记，正式从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荆州市闹得沸沸扬扬、争论了数年的天发姓“国”姓“民”的事件，终于落下帷幕。

　　尽管如愿摘掉了“红帽子”，但这个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企业集团，也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天发集团一位“元老级”人士对记者说，天发的兴盛得益于“红帽子”，天发陷入困境，也跟这顶帽子有关。

　　兴于“红帽”

　　1988年，天发集团的创始人龚家龙贷款20万元，创办了天发的前身———荆州双生公司。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了方便做生意，公司注册为全民所有制。

　　凭借“国有”招牌，以及龚家龙高超的资本运营能力，公司快速发展壮大，十几年间，通过上市融资、兼并、收购、联合，形成了拥有“天颐科技”、“天发石油”两个上市公司及几十家企业，高峰时号称拥有总资产60多亿元。

　　因为戴上了“红帽子”，天发得到过各级政府和政策的支持，特别是在政府支持下获得募股和上市指标，为企业的急剧扩张提供了强力资金支持。

　　天发集团从“红帽子”中受益，自然也要帮政府“挑担子”。1997年以来，按照政府的要求，天发兼并、重组活力28、帅伦纸业等一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接纳了近万名国企职工，背上了近10亿元的历史债务包袱。

　　“红帽子”变成“紧箍咒”

　　由于大规模扩张、铺摊子，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加之经营管理方面的失误，如日中天的天发开始走下坡路。

　　2004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袭向天发集团。因为未能如期归还银行债务，天发与债主银行关系破裂，导致资金链断裂，失去运转的“血液”。

　　屋漏偏逢连阴雨。几乎与此同时，天发集团与荆州市政府关于天发姓“国”还是姓“民”的矛盾表面化。在龚家龙看来，政府对天发没有投过一分钱，天发是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但是，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因为罩在头上的那顶“红帽子”，龚家龙与当地政府就天发产权归属问题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过。2004年底，荆州市以天发是国有企业的名义，收回了天发旗下最优质的资产———天颐科技，“红帽子”一下变成了“紧箍咒”。

　　天发集团的经营每况愈下，到2005年净资产已变为负数，银行债务总额也上升到20多亿元。在此期间，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天发石油、天颐科技相继进入股市ST行列，如果不能尽快扭亏，就要在2007年退市。

　　天发集团何去何从？荆州市政府和龚家龙这对博弈者都在苦苦思索。

　　龚家龙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天发，但天发的国有身份和不明晰的产权归属，投资者望而却步；荆州市政府多方努力，也没有找到解困之道。

　　摘“帽”之后

　　出于方便天发集团战略重组、摆脱困境的考虑，今年9月，经过中国法学会组织的专家论证，荆州市最终认可了法律专家做出的“荆州市对天发集团没有投入资金，该公司注册时按国有独资注册，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结论，着手摘掉天发集团的“红帽子”，恢复其民营企业的法律身份。

　　据荆州市工商局的《公司变更通知书》称，天发集团的各个股东已将其股份的65%转让给了天发集团的创始人龚家龙，35%转让给了天发集团工会。

　　历经波折，龚家龙成为天发集团名副其实的老板，但是他的心情并不轻松。

　　2日晚，在天发集团武汉办事处，龚家龙向记者出示了他刚刚从北京拿回的天发集团财务审阅报告。这份由全球知名的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完成的报告表明，天发集团资不抵债已超过10亿元。“按我个人占有的集团股份计算，我已经背上了6.5亿元的债务！”龚家龙苦笑着告诉记者。

　　对于天发的未来，龚家龙没有失去信心。他告诉记者，在省有关部门及荆州市的支持下，国际知名的投资公司雷曼兄弟公司正在与天发商谈债务重组事宜。“天发拥有的年加工能力达120万吨的油菜籽加工基地和国内第3张成品石油经营牌照及相关设备，都是非常优良的资产。只要这些资源能正常发挥作用，天发集团未来仍然大有可为。”

　　[点题琢磨] 让“帽子”的故事成为过去

　　李济东

　　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总会遇到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现在，“红帽子”摘帽现象又摆在我们面前，的确让人“琢磨”。

　　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成就是培育发展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相比刚刚起步的民营经济而言，国有企业在资本、技术、信誉等方面有着更多优势。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也得到了政府更多的保护，享受了更多优惠政策。因此，“红帽子”这个招牌含有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争戴“红帽子”，其实是想在创业初始阶段为自己挣得一个好的环境，这是改革初始条件决定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

　　事实上，一些民营企业正是在“红帽子”的光照下发展起来的。

　　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激励机制持续能力较弱等体制病日益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瓶颈因素，而民营企业因为明晰的产权、灵活的机制而逐步显现出市场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光环开始褪去，戴着“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开始受到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等体制干扰，曾经给他们带来种种便利的国字号，成为制约发展的体制之疾，纷纷酝酿摘“帽”也就在情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摘帽现象是民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回归，有正面意义。

　　如何解决“红帽子”这样的特殊历史遗留问题？从理论上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谁投资、谁受益，“红帽子”企业可以首先从出资的形式上界定产权，谁出了资，谁就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

　　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毕竟，“红帽子”给一些民营企业带来过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可能实实在在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儿子”，开过小灶，给予了呵护。因此，如何厘清民营企业的努力与政府政策效应的各自绩效？如何对它的产权作一个更符合实际的界定？如何使企业与政府真正权责分离，并保证在摘“帽”之后健康发展？等等，仍然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问题。应该看到，在“帽子”变更的博弈双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中，前者无疑居于强势地位。因此，政府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尤其重要。不管怎么说，放活市场主体，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改革的着眼点和归宿：既然“红帽子”已变成了民企发展的障碍，就应该着眼一个区域、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帮助他们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应该说，这本身也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看，荆州市政府是有勇气的。

　　当然，面对同样的问题，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天发现象”的价值是，为我们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考，而改革正是在不断回答一些新问题、破解一些新难题中不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