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间医改行动：政府回避

　　本报记者吴红缨重庆报道

　　10月31日下午，重庆长龙集团董事长刘群来到西南医院，为一位11岁的患骨椎结核女孩阙琳琳捐款。离开时，他在这家著名三甲医院的药品仓库房门口，驻立良久，里面高高码起的药品货箱，规模远大于他熟悉的那些郊县药房。这是他梦想要进入的领土，但显然路途遥远。

　　刘群是“中国惠民医疗行动”(以下简称“惠民行动”)的创建者，他为之荣耀并尴尬着。惠民行动一方面广受舆论赞誉，一方面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却长久地沉默，使它至今处于边缘。

　　最近，受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该市社科院对惠民行动进行了为期3个月调研。课题组表示，我们正是希望通过专业机构的分析，推动政府有关部门正视此事，履行应尽的责任。

　　惠民医改

　　在筹备之初，刘群的计划是走城市带动农村的路线，毕竟城市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一家省级医院有意接纳他的思想，但双方的合作未得到市卫生局的批复而夭折。惠民行动目前只能在郊县开展，主城区是一块“禁区”。

　　惠民行动今年3月开始实施，截至8月，有全国1400多家医药企业、重庆四家医院加盟，拥有会员4.8万人。刘群对其前景有宏大的设想，他认为这种行动代表了

医疗改革的方向，完全可以覆盖全国。

　　对此，课题组负责人，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薄奇军表示，“政府才是公共卫生产品的提供者，也只有政府有这个能力，惠民行动这种针对医药流通模式的局部探索，既不是医改，也不能代表医改方向，但它有利于促进医改，补充医保的不足。”

　　刘群本人也称，他认为主管部门不作表态的原因之一，是他的企业做了本应由政府应该做的事。

　　惠民行动调整了医疗利益分配机制。整个惠民行动，由药品供应商、长龙集团、医院和会员四方构成。“我们通过终端会员的巨大数量而获得了与医院的谈判权，又通过与医院的合作，获得了与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权。”刘群说。

　　长龙集团扮演的角色是医疗流通企业，它负责向药品供应商采购药品，所购药品直接到达医院药房。

　　处于链条上游的药品供应商承诺让利。药品的采购有底价方式和配送方式两种，供应给长龙集团的价格，前种方式为零售价的40%-50%，后一种为零售价的70%-80%。

　　据参与课题研究的社会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罗伟解释说，零售价是指药品招投标确定价格加上医院根据国家加价15%后的总价。

　　药品供应商让利的部分，实际是以前的“灰色成本”。一般而言，药品经出厂到进入医院，公关、促销等非正常流通费用占到20%到30%不等，企业利润不足5%。而通过这种方式，药品供应商可确保10%利润。

　　长龙集团将这20%-30%左右的“灰色成本”截留下来，除13.6%直补会员，还用于支付管理费用、签约医院承担的政府委派的救治费用，据课题组测算，加上收取的会费，长龙集团可获利润约10%。

　　消费者无论有无医保，以2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惠民行动会员，此后在任何一家加盟医院看病，都可享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

　　一定规模的稳定的患者资源，是刘群说服医院加盟惠民行动的筹码。在现实情况下，区县的医院得到的拨款非常有限。据课题组调查，近三年来，加盟医院垫江县人民医院每年获得县财政拨款仅150万，但每年退休人员工资就要支出220万，这些亏空都要由医院创收来填补，患者资源当然异常宝贵。

　　参加惠民行为的医院的主要义务，是对会员使用“廉价的、质量合格而没有临床促销的药品”，确保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全年不超过40%。

　　为避免医生开大处方，拿回扣，规定他们在处方中使用药品化学通用名而不能写商标名，药房根据处方随机选药，目前四家医院中有3家的药房由长龙集团托管。

　　通过分析惠民行动的整个流程，课题组认为，这种模式只是医药分家的过渡形式，因为由于它仍建立在现行医疗定价体制基础上，不可避免受其制约。

　　但另一方面，课题组也指出，这种药品流通领域的开拓性探索，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薄奇军认为，“它比较好地规范和约束了医疗行为，有助于缓解看病贵的难题，同时，提供了一种构建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途径，更为打造大型医药联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惠民的困境

　　课题组成员在与院方、患者访谈时，都提到同一个问题，他们担心这个行动能否长期开展下去。

　　而课题组也认为，惠民行动兴起于草根，虽然实行的是市场化操作，但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难有作为，这是它面临的最大风险。

　　“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到关重要。”薄奇军说，“惠民行动之所以能在万州、南川、垫江、丰都四地开展，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支持，如果政府改变态度，它的命运就是个未知数了。”

　　从实践来看，惠民行动开展以来，各方均有收获。会员患者得到真金白银。资料显示，长龙集团在2006年3-9月间，支付的药费直补为772305元。

　　同时，医院的收入有所增加。以加盟医院丰都县人民医院为例，行动开展后，门诊人数增长了10%-20%，今年上半年总收入达到2135万元，去年同期只有1800多万元。

　　由于医生失去隐性收入，一度医疗队伍出现消极情绪。医院为此改革了内部分配制度。南川市人民医院在加入惠民行动前，医生的月平均奖金只有200元，现在上升到1200元。

　　而长龙集团由于支付了前期投入、软件开发、项目宣传等费用，目前仍在亏损，但课题组认为，从长远看，这种模式运作下，长龙集团的利益完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惠民行动也在壮大，据记者了解，重庆长寿区和铜梁县的两家医院近日签约加入，而湖北、贵州等邻省的一些地方医疗机构也有加盟之意，有关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与惠民行动广受全国关注、热议相比，市级主管部门的态度低调而沉默。

　　“关于惠民行为，到目前为止，没有政府部门明确地表示支持，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刘群说。只是自惠民行动开展后，长龙集团企业便遇到各种调查，其中包括关于其向惠民行动会员支付直补是否涉及“商业贿赂”调查、纳税调查等等。

　　刘群曾就允许惠民行动在主城区开展等事宜给市委办公厅写过一封信，希望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他为此被邀到市卫生局座谈，但之后局面也没有什么改变。

　　课题组成员朱艺也表示，在课题调研过程中，她多次尝试与市卫生局官员沟通，了解他们的看法，均未成功。

　　刘群透露说，“卫生局有官员认为，惠民行动有风险，扰乱了医疗秩序。”

　　课题组认为，除了政府方面，惠民行动面临的其他风险，还包括国家

医疗体制改革的风险，这关系到它能否被新的体系所容纳，社会风险，则来自因药品

供应链重组而受损的利益集团的阻力，还有市场竞争的风险，有实力的医药企业必会竞相效仿。

　　课题组认为，“由于医疗行为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不管惠民行动有风险也好，还是扰乱了医疗秩序，政府都有进行监管、干预和引导的职责，而不是视而不见，采取回避态度。”

　　而刘群则保持了一种挑战者的姿态。探望阙琳琳回来，他萌生了很多计划，例如在主城各区建惠民药房，发展主城区会员。“我希望主城每个市民都可以持惠民卡，直接得到实惠。”刘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