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非洲冀商新猜想-创业篇：保定村——河北农民海外创富新样本

　　梦想田园

　　非洲，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然而在一些中国农民的眼里，那里已成为他们海外创富的梦想田园。

　　保定村的说法最早源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中国曾援助非洲的赞比亚修建水坝工程，参与施工的就有来自河北定州吕家庄村的100多名农民，水坝修了两年多，到结束时这群农民却不愿意离开了，原因是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打算留在当地种地或是搞加工。

　　于是，在赞比西河北岸的草原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全部由中国农民组成的村落，后来，这些人陆续将家人接去，人数最多时达到380多人。村里人种水稻、种菜、种花，由于当地气候适宜，水稻可以一年收获三季。鲜花可以销往欧洲，种的白菜在当地可以卖到一公斤2.6美元，一棵葱也可以卖到人民币1元的价格。

　　1998年，时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刘建军在一次赴非洲考察过程中偶然发现这个村落，这些保定农民在异国他乡的创业经历令他“眼前一亮”，普通中国农民在国外靠种地也能发家致富，这种模式如果能够推广，对于农业人口占多数、人均耕地不到2亩的保定来说，这一模式或许能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从这以后，向海外输出保定村模式成为刘建军的主要工作内容。2002年他从外贸局局长退休之后，又组织起保定市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门从事海外保定村的建设和推广，如今，他又成为中非民间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几年间，在他的推动下，海外的保定村数量已接近50个，近万名保定农民在异国他乡扎根落户，这种海外创富的新模式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可。

　　如今在海外的保定村每个村子规模不等，人数多的近400人，少的只有40来人，每个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解决纠纷以及为村民统一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用刘建军的话说，保定村的模式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避免以往中国人在国外单打独斗的状况。目前不光是非洲，在亚洲的蒙古、老挝，甚至连南美的巴西都有了保定村的存在。

　　走进非洲

　　刘建军曾自豪地对这种保定村模式做过这样的概括：从出口农产品变为出口农民，从保定农民变为世界农民，从麻雀战变为运动战，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对于保定村模式成功的原因，刘建军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受到了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欢迎。“我们选择的对象都集中在当今世界上还很贫穷落后的国家，那里的人们就和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一样，都有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那里招商引资的冲动都特别强烈。中国农民的到来，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在那里经商2年多的徐水农民张学东告诉记者，2002年，他们在科特迪瓦的拉各塔市组建了一个保定村，占用了1000公顷土地，大约有40多个保定老乡，有的从事种植、养殖，有的开办家具厂、饭店，有的从事棕榈油、橡胶的加工业务，他认识的一个种菜的老乡，一年下来赚了40多万元人民币。

　　在他们看来，非洲这片大陆就像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处处充满了商机和财富。在非洲最便宜的是原材料和能源，可可、咖啡一公斤的收购价才合人民币20多元，但由于非洲工业基础薄弱，最缺乏的是轻工产品和建材，就连盖房用的砖，最开始的价格竟然一美元两块，这几年虽然价格降下来了，但一块砖的价格仍能达到一元人民币。

　　在保定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4个烧砖的师傅，到了非洲享受到专家的待遇，在那里待了4个月，每个人挣到了一万美元。

　　但是对于这些海外创业者来说，这些美丽的财富故事远不是生活的全部。据记者了解，在非洲的许多小国里，虽然致富的机会很多，但由于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这里经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勇气和胆识。在这里，陌生的环境、肆虐的瘟疫、频繁的贿赂、绑架都需要外来投资者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张学东告诉记者，他们的保定村就专门在当地请了保安，负责维持安全。还有的村子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还专门聘请当地的高官政要当顾问。

　　海外生存

　　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外地人找到刘建军，希望通过他介绍去非洲创业经商。凭借这些年来输出保定村的成功经验，刘建军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投资者愿意出资20万到50万元，我们可以介绍他去一个合适的国家从事餐饮业，或者带一集装箱的中国产品到国外开一家小型的超市，再或者是开发一片土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若是想投资100万元就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工厂，制砖或者是制衣都是不错的选择。投资更多的就可以搞更大的项目，这方面可以借助中非民间商会的力量进行牵线搭桥。

　　据刘建军介绍，目前他们运作海外保定村，一般是先由政府同国外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动员中小企业带产业、带项目去海外合作，进而组织适应相关产业的农民或下岗职工前往所在国。在选址上，一般是避开大城市，到高速公路通达的中小城镇的边沿，申请一块土地用以种树、种菜、养殖。之后再扩展到建筑、开矿、木材加工、商贸、餐饮、橡胶、腰果、木薯棕榈油加工等其他产业。

　　此外，中非商会还和所有设在国外的“保定村”村长签订了合同，每年必须拿出10%的利润作为“村”里的公积金，以保证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们的安全、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问题。还制定了《保定村民公约》和《国外保定村组织办法》以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际运转中，他们还经常会遇到诸如货币结算困难、货币贬值和战乱等在非洲国家经常出现的困难。比如，在一些小的国家没有可以和我国直接进行结算的银行，需要通过第三方国家的银行结算。现在通过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努力，这些困难也都能得到解决。

　　对于这些在海外务农、打工的中国农民来说，最终选择加入当地国籍的目前还为数不多，不少人在经过三四年的打工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祖国。定州农民李振英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去年从非洲回到家乡，就不打算再出去了，一来是因为岁数大了，二来是在国外待得久了始终不习惯，还是觉得故土难离。

　　（本报记者：赵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