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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文化创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30日 16:39 21世纪经济报道

  二十年代“文化创举”:不可复制的历史

  ———大师的“国学”和大学的“国学”

  刘梦溪论国学之二

  文/刘梦溪

  ·编者按·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国学流行的年代。数年之间,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刊物、书籍层出不穷。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国学”要义。其中,胡适和梁启超两位文化闻人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引起的争论,尤让人一新耳目。而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23年北大国学门和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虽仅存四年,却为"新国学"的创生及发扬光大,立下了可贵的学术范例。

  如今历史已翻开新的册页,人们在书写历史的新篇章时,仍为那一时代大师们的立身行事和辉煌的著述感叹唏嘘。但历史的文化创举,我们今天还能够重复吗?

  接续上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为我们继续诠释那个国学鼎盛的年代。

  1.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书目”

  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尺。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较大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二十年代之初,已如前述。然而几乎在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出一番争论。

  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质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般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6)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尺。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大书目不必说,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为例,胡、梁书目的不同处亦甚明显。“胡目”有佛经四种;“梁目”一种没列。“胡目”的文学部分,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梁目”却不具大的类书,只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几种。“胡目”有小说四大名著;“梁目”则根本不列小说。“梁目”的子书部分,孔孟之外,老、墨、庄、荀、韩均有,“胡目”则没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无。“梁目”全列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五经”;“胡目”只列诗、礼、左传,而缺易经和书经。照说开列国学书目,“五经”、“四书”、诸子、前四史,无论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诧异,竟然乙部之书,一部全无。至于集部之书,当然是“梁目”的举要的办法更好些,对于初步接触国学者,李、杜、韩、柳、白诸家,远比笼统的《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来得真切便利。尤其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国学书,更属拟于不伦。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他质问说:

  任公先生上述这些辩难,平心而论胡适是无法反驳的。“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虽然,对“梁目”也不是全都赞成,一位叫徐剑缘的就以《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为题,在批评“胡目”的同时,也批评了“梁目”。另外还有陈钟凡也开了一个《治国学书目》,以及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影响益发扩大了。

  “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胡适全集》第2卷,页152)

  2.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如果北大国学门被胡适视为新国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更应该是新的国学了,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乎国学的两件最大的事情,还是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

  先说北大国学门。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门北大之后,他的学术理念之一是建立分科的研究院所。1921年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第二年,即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宣告成立。所长由蔡先生兼任,主任是太炎弟子、研究文字训诂的沈兼士,委员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蒋梦麟、马衡、陈垣、沈尹默等硕学、健将、老师,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国学门下面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民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分支机构。国内外一些大儒被聘为国学门导师,有钢和泰(AlexanderVonStealHolstein,俄国梵文专家)、伊凤阁(Alekseilvanovichlvanov,俄国西夏文专家)、柯劭愍、夏曾佑、陈寅恪。开始也聘了王国维,已经获允,后来王退出。并按照国外高等研究机构的惯例,施行通信员制度,请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担任,例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德国的卫礼贤(RichaidWilhelm),日本的田边尚雄等。罗振玉也被邀请,但后来罗亦退出。我们从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可以看出,北大国学门是一个开放的重视与国外汉学界交流的研究机构,显然这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关。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影响似乎大于建树,下属各学会做的实在事情比较多,真正具体的国学研究,反做得不尽如人意。到国学门从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间,审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这些数字我根据的是台湾陈以爱女士所著《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一本征引资料丰富、学风严谨的著作。因为她的论说是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加以探讨,所以当我涉及相关材料时,不能不佩服她叙论的精当。

  北大国学门的大举措是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肯定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缺点则是:研究的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17)当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他明确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页205)。因此不妨说,上世纪20年代以北大国学门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应该属于新国学的范畴。

  除了《国学季刊》之外,北大国学门后来还有《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的创办。《周刊》于1925年出版,因经费和稿源都存在问题,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时间,到1927年的年底,《国学门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北大国学门也在这一年陷于停顿。

  再说清华国学院。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的叫做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他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与北大国学门的不同之处,是清华国学院的设计和建制更周详细密,更便于实施。它没有请一大堆名流、教授,导师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人称“四大导师”。讲师一人,考古学家李济。助教三人,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助理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再加上主任吴宓。就这么几个人。同时导师和学员都必须住校,四大导师亦不能例外。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2号,赵元任住南院1号。陈寅恪报到的时间比较晚,1925年9月9日国学院开学,第二年7月8日他才来到清华。他开始住工字厅的西客厅,与吴宓一起,后来与赵元任同住南院。学员的水准比北大国学门的学员似乎也要高一些,共招生四届,毕业人数为74人,其中王力、贺麟、张荫麟、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蒋天枢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程设置和研究范围,可以说不仅和章太炎先生倡导的国学不同,与北大国学门的设定也有区别。四大导师授课的内容为:王国维讲《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新学问》,梁启超讲《中国文化史》、《史学研究法》,陈寅恪讲《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李济讲《民族学》和《考古学》。可见讲授之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事实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原本就是国外汉学界最看重的中国学者。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所以,如果北大国学门被胡适视为新国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更应该是新的国学了,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持续的时间不长,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办了,只有短短四年时间。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9年梁任公病逝,导师后继乏人,固然是清华国学院不得不停办的理由,但深层原因,应和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的学科整合及学科建设有关。北京大学国学门持续的时间也是四年,1923年至1927年,两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结尾有句写道:“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清华国学院作为二十世纪直接和国学相关的一件大的事情,作为世纪话题,它的学术创生的地位和它所播撒的学术种子,其影响力八十年后亦未见其少衰。

  3.历史的“文化创举”不能重复

  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

  回观20世纪头二十年的国学景观,对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学刊物和重要的国学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单是以“国学”两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种。当然1905年印行的《国粹学报》,创办者是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虽没有以“国学”名刊,“国学”二字的义涵已在其中。梁启超设计的《国学报》,应该是最早的一个以“国学”为名而未获实施的刊物。尔后就是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罗振玉和王国维辛亥革命前均供职学部,《国学丛刊》即创办于此时,原拟每年出版六编,结果只在1911年出了两编,便不再办下去。所以王国维写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国学丛刊序》,反而比《国学丛刊》本身影响还大。罗亦有序,曾经王的润正。再就是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因胡适撰写宣言而名声远播,前面已经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国学论丛》。此外还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办的《国学丛编》,上海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南京东南大学和高师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以及厦门大学的《国学专刊》等。其实厦门大学1926年也有国学研究院之设,只不过因人事纠葛,事未成而先已停办。此一过程桑兵先生《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考订至详,大家可参看。

  至于以“国学”入名的书籍,亦复不少。曹聚仁记录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讲演的书名叫《国学概论》,钱穆1928年以讲义成书,也题书名为《国学概论》。我的看法,章、钱这两种《概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综论国学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谭正壁的《国学概论讲话》、顾荩臣的《国学研究》、马赢的《国学概论》、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张振镛的《国学常识答问》、李冷衷的《国学常识述要》、叶北岩的《学生国学答问》、谢苇丰的《国学表解》等等,立名虽多,学术含量及影响不过聊胜于无耳,可不置论。

  因此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阵子“国学热”(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动”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实恐怕是相符的。不过处此“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没有这三位大儒的鼓动,国学研究纵加力而行,也不会有“国学热”出现。如今历史的挂历已翻过九十个年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去夏以来的国学“热动”,和二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连历史转换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为表征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这似乎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号召大家进研究室,很像我们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也就是我们的今天了。只不过当年历史转换的快,三种思潮轮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呢,用了二十多年。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

  然则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时下热卖的相关图籍,不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吗?大家感到最具参考价值的,仍逃不脱章太炎和钱穆的两种《国学概论》,只不过印制的更精美罢了。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研究院,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这三位有资格当众说点“胡话”的国学大家了。更不要说,不愿与“热”,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能读懂他们的书,已非一件易事。

  历史可以重复,历史的文化创举却是不能重复的。何况北大国学门也好,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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