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

　　■慕毅飞

　　看完《精神历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仿佛听完36位当代中国学人的心灵倾诉。36条精神轨迹，交错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幅精神地貌图。我想起林贤治《午夜的幽光》里的几句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它超越于自然，不是无机的；它超越于生物，不是有机的；也还超越自身，不是可以束缚的。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的精神性就是无所依附的独立性。诸如何怀宏、徐友渔、李银河、葛剑雄……术业有专攻，秉持有专域，异样的精神历程，造就的却相同的精神品性。他们棱角鲜明，并不世故，各持一调，自成一说。叙述者款款而谈，倾听者心有所动。也许“精神历程”，触及了他们共同敏感的心弦，话头掷地有声，语锋鞭辟入里，全无应景之作的客套与敷衍。

　　“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这是邵建在《“走近”胡适先生》一文中让人不能不动容的一问。翻阅36人的“精神历程”，无一例外是沉郁的底色、沉重的语调和沉闷的情感。这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与天职使然。谁都应该是社会肌体的一根神经，但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神经，注定是用来感受痛苦的。此外呢？还因为这一代学人的精神发育，无一例外处在最苍白、最怪诞、最荒凉的时代；整个成长过程，充满着病态的亢奋与变态的激昂；最多的是屈辱，最少的是尊严；尤其是与学术、学问、学人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几乎所有的精神痕迹，都是伤痕、裂痕和疤痕；而一切发生在精神领域的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源自于宽容的缺失。对历时的传统，以反封建的名义，进行过最彻底的决裂；对共时的世界，以反帝反修的名义，进行过最广泛的批判；最后，对可怜的自己，也以斗私批修的名义，进行了最无情的自虐——必要的斗争，却没给同样必要“宽容”留下方寸之地。

　　于是，难怪徐友渔在他的“若干记忆片断”中，提及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没有脱帽的，除了江青，还有朱德，但人们只给了毫无“宽容”之心的江青以“不宽容”的诅咒；也难怪每万人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中国只有2．1个，但杨东平能在“宽容”的语境中，讨论非政府组织对于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终于让人获知这世界变了；尤其是蒋高明能以环保专家的身份，屡屡“向权力诉说真理”，先是因保住几颗古松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再是为否定造林治沙成了内蒙古林业厅不受欢迎的人，最后为叫停怒江水电在网上遭遇群攻……这一次次不被“宽容”里，却有着整体的“宽容”在。

　　要知道，在“造神”的岁月里，“宽容”是人向神出让的权利，诚如徐贲所言，“人一站起来，神就颓然”；在功利的社会里，“宽容”是气度的衡器，诚如蔡定剑所感叹的，一个基层民主实践者的不为人所容，竟然是因为他干得极为卖力而且极为成功；在崇尚一统、迷恋一律的国度里，“宽容”是历史进步的标尺，诚如周永生所质疑的，像什刹海、玉渊潭这样的地方，怎么就容不得市民游泳？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做的，为什么总是剥夺百姓少得可怜的那点自由？另一方面，作为“不宽容”的回应，连鄢烈山提倡对社会负责的公民写作，都招致“骨酥膝软”的指责而成为挥之不去的心头一痛。更不用说，在坚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人眼里，像楚树龙这样研究美国，常常把真实的美国说得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可怜与可憎的学者，就成了为人侧目的“亲美派”。至于要清算“不宽容”的专制，可以从丁东“打捞”顾准、遇罗克、孙越生这些“民间思想”的艰难曲折中，想象得到它的不易。但丁东毕竟“打捞”成功了，似乎又标志着世界毕竟是走向“宽容”的。

　　回到邵建的《“走近”胡适先生》，那场一百年前发生在胡适与陈独秀、鲁迅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倡导白话文的同时，给不给文言留恋者以申辩权利的意见之争，其实，显露的是“宽容”与“不宽容”的分野。越“不宽容”越革命，越“宽容”越反动，由此成了近百年中国政治的基本生态。结果，学术的繁荣没了，人文的关怀没了，亲民的善政没了，连留什么发形、穿什么衣服的自由也没了……精神，就在这样逼仄的险道上失去了它的家园。长平喋喋不休念叨的是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回来梦牵魂绕的故乡，结果，时间扭曲的记忆，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归属感。于是，所有的叙述都聚集到这样一个起点：全球化的现实与大同世界的历史，能不能让所有新的精神历程，能从“宽容”出发。

　　（《精神历程》 曹保印 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