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成“用公款购买的私车”源于不可监督

　　■孙立忠

　　今年国庆黄金周，江苏省某县级市的公务员小黄（化名）去邻近一个地级市旅游，顺便看望在该市某局任局长的专车司机的叔叔老黄（化名）。小黄待了两天，老黄都忙得早出晚归，他竟没能和叔叔说上几句话。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饭局；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公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老黄对于公车所下的定义可谓精辟，深合中国的国情。他在国庆七天长假中一天不得空闲的忙碌，正是对其所下定义的论证：接送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把去旅游的局长公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后又去机场接回；分别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妹妹来该市过节，后又分别送回；陪局长夫妇及其父母到城里购物；陪局长送礼；送局长去酒店为其他领导接风，半夜送回……七天不可开交，公车用来干的都是私事。

　　有统计说，公车公用占三分之一，领导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归这位正科级的局长一人专用的这辆“用公款购买的私车”，显然其全家老少都有支配权，从老黄忙活的内容来看，公用能否占到三分之一实在是大成疑问，公用占三分之一或许是一个被严重高估的数字。由此甚至可以断定，全国每年3000亿元的公车支出，其中的大多数本是不必花的。

　　何以出现如此的不堪呢？最根本的一点是对于公车私用不可监督。因为公车使用者和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是必然的，人们不可能对每一辆公车的使用状态都了如指掌，作出是公用还是私用的判断就更难，如此一来，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也难奈其何。对于不可监督的公车私用，无论是暗访曝光也好，还是节日封存也好，抑或是公布举报电话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种种努力也已经被证明是徒劳的。

　　也正因为不可监督，现行的公车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鼓励浪费的制度，既然不私用白不私用，私用了也白私用，那有机会私用者就必然想尽可能多地私用，反正一切都有公款埋单。表现出来，就是能坐车的时候决不跑着，不能坐车的时候也要创造条件坐，而且车越豪华越好，排气量再大也不在乎。所以，用于公车的支出必然日益呈现膨胀之势。

　　既然不可监督，那么要减少乃至杜绝巨额的糜费，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取消公车。但在中国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实施公车改革取消公车发放交通补贴之后，仍存在一个不可监督的问题，那就是某些官员完全可以将养车的费用通过招待费等形式报销——在当前各单位小金库泛滥，预算监督乏力，官员公务消费极不透明，如何报销、如何花钱通常是领导一枝笔签了算的情况下，“用公款购买的私车”很有可能转化为“用公款养的私车”。

　　不过，公车私用是真正不可监督的，而官员花钱通过变革制度还是可以监督的——通过实现预算归一化、细化财政预算的编制、加强人大财政预算监督的刚性和力度、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