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尽快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中外反贪代表聚会北京强调将联手打击跨国贪污犯罪

　　中外反贪代表在参加此间举行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将加强合作，有效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说，中国检察机关针对贪污贿赂犯罪跨国化的趋势，高度重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司法协作，采取积极措施加快建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惩治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机制，将与各国反贪机构联手打击跨国贪污贿赂犯罪。

　　白俄罗斯总检察长米克拉舍维奇对中国为本次大会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国内的刑法和行政法，使法律和执法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

　　法国总检察长纳达尔表示，打击腐败必须要有决心。各国应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合力打击跨国贪污贿赂犯罪等腐败行为。

　　阿根廷国家反贪局局长奥提斯介绍了阿根廷反腐败的情况。他认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利于解决腐败问题，将会促进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南非国家检察长皮科利认为，无论腐败蔓延到何处，都必须严厉打击。这次大会就是一个反腐败的“学校”，各国可以在这里相互交流学习，增进合作。

　　与会的各国反贪代表都表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各国反贪机构可以建立更加直接、便捷、有效的合作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首次确立了被转至境外的腐败资产必须返还的原则和腐败资产追回机制。与《公约》相比，我国有关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的法律规定还存在不小差距。关于建立我国与《公约》衔接的反贪追赃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我国法律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此次年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永运建议，我国应尽快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便更加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

　　根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执行另一国的没收令，不以生效判决为前提。但是，要实现腐败资产的返还，则必须存在请求国的生效判决。“而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未建立缺席审判制度，这意味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国外的情况下，我国不可能进行审判。”郭永运坦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也认为，被请求的《公约》缔约国应当在实行没收以后，基于请求国的生效判决，把没收的腐败财产返回请求国。这种方式请求国要对腐败犯罪有一个生效判决，才有可能把资产追回。而在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刑事立案，进行直接审判。这种情况下，要追回财产就要建立一个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法律，规定在腐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时，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储槐植说，因为是缺席审判，如果规定不周密，可能会使得犯罪嫌疑人没有辩护权。所以要建立缺席审判制度，需要有一些严密的规定，既能够达到追回资产、保护国家利益，同时又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应有诉讼权利。

　　郭永运指出，考虑到对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的问题，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一种例外，按照“限制适用范围”“严格适用条件”“规范适用程序”和“不适用死刑”的要求设计诉讼程序，还可以规定，被告人享有在缺席时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在归案后有对判决提出不服即可推翻原判决重新进行审判的权利。

　　专家表示，《公约》只是为国际社会共同开展境外追赃提供了有效的国际法上的可能，其效能的切实发挥，最终还有赖于各缔约国间的双边合作，以及各国国内法相应的具体规定。（杨维汉魏武）（2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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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竖起

　　三道反腐防线

　　【据新华社北京24日电】在“国际反贪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指出，我国反腐败强调教育、制度、监督并重，三者发挥整体效能，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振华说，通过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筑牢“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立法工作和制度建设，织密“不能腐败”的制度防线；通过完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构建“不敢腐败”的监督防线。

　　他说，追根溯源，权力、动机与机会构成了腐败行为的根源。当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决定某些稀缺资源的分配时，经营者为获得竞争优势往往以各种利益作诱饵，此时权力就可能变成腐败的本钱。公职人员作为腐败交易的供给方，面对丰厚的物资回报，便会产生强烈的腐败动机，此时腐败行为进入了“临界”状态，而制度缺欠、监督乏力等因素又恰好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此时腐败行为得以顺利完成。

　　他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全面勾画出了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和德治多管齐下防治腐败的完整体系，标志着从单纯依靠打击到多管齐下全方位围剿腐败的高压态势初步形成，我国的反腐工作进入了“体系反腐”的新阶段。（刘晓莉）（25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