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闲暇时间分布拉动消费马车

　　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我们可以在保持闲暇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闲暇时间的分布结构，以释放出闲暇对消费的结构拉动效应从传统的观念看，消费的多少由收入所决定，消费的增长来自于收入的增长。这种观点在工业化初期的社会非常实用，因为在工业化初期，消费的最大约束来自于有效收入的不足。此外，还有一点经常被人忽略，在工业化初期，人们的消费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消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瞬时完成，并不需要一个连续时间的支持。进入工业化后期，闲暇经济的到来，人们的消费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消费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之外，还要满足对消遣和发展的需要；其次，消费不再是在瞬时完成，例如娱乐、旅游等新兴的消费形式需要消耗一段相当长的连续非工作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消费不仅仅是花销人们的收入，同样也花销自己的闲暇时间。此时的消费增长不仅仅需要收入的进一步增多，也需要不断扩大的闲暇时间，特别是连续闲暇时间。但是，闲暇的增多势必减少工作时间，进一步减少工资收入，又反过来影响消费的增长。于是，闲暇时间对消费增长形成“促进”和“挤出”两种效应。增长闲暇时间一方面提供了消费增长所需要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又“挤出”工作时间，减少劳动者的收入，阻碍消费的进一步增长。闲暇与消费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困惑着闲暇政策的制定者，也让普通劳动者在选择休假与加班之间感到两难。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释可能牵涉到复杂的数学推断，但我们也可以从大多数人所熟知的社会现象对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基于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通过经验数据，我们仍可以找出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在短期内存在的简单的促进或阻碍关系。首先，假使人们的消费都在瞬时完成，消费不需要任何时间，闲暇时间的存在和增长也不见得就会因为缩短了工作时间、减少工资收入而影响到消费的增长。人们对闲暇的偏好由来已久，且这种偏好从未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几次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都不是以大量牺牲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为条件的。其实，工业化实现的生产力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劳动者稳定的规律的闲暇时间的出现。闲暇时间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促进来自多个方面：第一，闲暇时间是劳动力得到再生的时间。劳动者在一段劳动时间后需要必要的时间补充脑力和体力，具体表现为饮食、睡眠和必要的处理个人生理事务的时间。随着现代社会工作强度的增大（虽然劳动时间可能缩短），劳动者需要用以恢复劳动力的时间有扩大的趋势，如果这个时间不能得到满足，势必影响到工作时的状态，严重时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近期发生在西南某地的大学生因为三份兼职而累死，以及深圳某ＩＴ企业年轻白领操劳过度失去生命都是劳动力没能得到必要再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实例。第二，闲暇时间是生产率提高的时间。生产力的发展来自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劳动技能的进步，而后者的重要条件便是劳动者有足够多的时间进行再学习，再提高。这些都需要劳动者在工作之后，在必要的劳动力再生时间之外，还有充足的时间。第三，闲暇时间是非工资性收入产生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劳动所得的工资之外，人们在合法的范围内，通过投资、储蓄、炒股、租赁、中介、咨询等多种方式获得额外的收入，甚至一些人的非工资收入已经远远地高于工资性收入。而获得这些收入都需要人们在工作之余有足够多的时间。同时，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提高又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所以闲暇时间在作为工作时间替代关系的同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通过闲暇时间，再生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效率，并且，通过居民在闲暇时间的有收入的活动，直接获得收入。因此，闲暇时间增加并不见得就是减少了收入，从而阻碍了消费的增长。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闲暇时间恰好是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增长。闲暇时间的作用还远不止上面的叙述，我们一直忽略的那个重要条件———消费不是瞬时完成的———对于目前的我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来自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国内消费疲软，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危害可以从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中获知———如果一个蜂巢只有生产蜂蜜的工蜂而没有消费蜂蜜的蜂王，将最终崩溃。经过反复调研所得的结果看，内需的不足并不源于人民收入的不足，国家不断实行减息和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消费疲软的国民经济局面。通过延长和集中闲暇时间是政策制定者为促进我国消费增长的另一种尝试。从1995年开始五天工作制到1999年执行的黄金周制度，闲暇制度的创新在拉动内需上展现出一定效果。特别是黄金周制度，经过8年的发展，尽管中间还经历了非典的冲击，如今已是中国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受到了社会各界最为广泛的关注。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拉动国内需求所服务的，政策的制定者试图利用一个较长的连续闲暇时间来促使国民增加那些在较短时间不能满足或不能深入满足的需求。黄金周制度的实施确实刺激了潜在内需。以黄金周冲击最大的旅游业为例，自1999年第一个黄金周以来（发生非典的2003年除外），每年三个黄金周期间的旅游接待人数、收入均占到全年总量的20％以上，换句话说，中国旅游业在三个黄金周20余天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占到一年的四分之一左右。黄金周在促进旅游，特别是国内旅游大爆发的同时，也对消费品的销售带来巨大冲击，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全国消费总额高达3000亿，占去年全年总量67177亿的近5％。闲暇时间在作为工作时间替代关系的同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通过闲暇时间，再生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效率，并且，通过居民在闲暇时间的有收入的活动，直接获得收入。因此，闲暇时间增加并不见得就是减少了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恰好是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还处在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工业化社会阶段，但是，我国的消费结构已经出现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的迹象：闲暇时间对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已经体现出正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享受型闲暇时间（如旅游、娱乐）的增加对居民的生产率产生了积极作用，闲暇时间提高了居民的边际产出，进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实际工资率。但也需要看到，现阶段，闲暇对消费的促进仅具有微弱的正作用，1978－2004年间，休闲时间每增长1％，仅刺激当前消费增长0．93％，但居民收入每增长1％，则可刺激当前消费4．55％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为此，我国现阶段还不宜显著地增多闲暇时间，以免过多的闲暇挤占经济生产时间，而我们可以在保持闲暇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闲暇时间的分布结构，以释放出闲暇对消费的结构拉动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闲暇时间对促进消费的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去做：第一，鼓励与提倡终身学习的观念、加大继续教育的力度。当闲暇时间里从事的活动促进行为人的产出率和工资率时，闲暇时间的增大能促进消费增长。接受继续教育、进行业余学习是闲暇时间的重要内容，通过该项内容，能直接促进行为人生产效率和工资率的提高，因此，从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增长率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在全社会建立完善的“3Ｌ”（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体系，即终身学习的体系，建立门类完善的职业学院、在职培训系统和夜校等，建立健全其认证系统、监督体制，同时也大力引导企事业单位接纳和认同持该种学历的各类人员。第二，继续引导人民消费多样化、丰富化的程度，鼓励多种消费方式。闲暇时间增进了我国的消费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居民对多样化消费的倾向在改革开放后逐年提高。因此，鼓励居民对多样化消费的欲望、鼓励居民多样化的消费方式，那么闲暇时间的增多，不仅能够提高行为人的效用和效率，还可以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第三，促进人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增大服务业的比重。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非工资性收入对消费增长有积极作用。同时，在闲暇时间里，人们所消费的服务或产品大多是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如娱乐、旅游、教育、金融等服务或产品。通过提高行为人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程度，同时加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能够在增大闲暇时间的同时保证消费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