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老窖酒史悠悠之四：隋唐五代 酒业兴盛向渝泸

　　泸川杯里春光好 诗书万卷偕春老 ——韦庄

　　盛世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一样，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域，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云：“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事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国之珍府。”

　　起源于秦汉的泸州酒业，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唐五代泸州以南地区的民族大融合，推动了酿酒技术的发展。

　　泸州“地连夷界”，据史记载，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泸州升为都督府。据《旧唐书程咬金传》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名将程咬金出任泸州都督左领军大将军，经略泸南边界。在他和他的后继者们几十年的经营下，“自唐高宗时，辟洞招獠，新创城邑，泸州为都督府，统十四州。” 即将泸州长江以南直至黔北二千余里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陆续归顺了唐王朝中央政权，编为14个羁縻州，隶属泸州都督府，接受唐王朝的统治，“这些地区的僰、獠、彝、苗等少数民族同胞，素有放饮豪歌的风俗习惯。他们酿造黄酒技术，与当地汉族的传统酿酒技术相互交流，进一步推动了泸州酿酒技术的发展。”

　　据贵州少数民族文献《西南彝志》第十五卷《播勒土司·论雄伟的十重宫殿》在论述隋末唐初的这件事时曾说：“酿成醇米酒，如露水下降。”这就是简单的蒸馏酒工艺的记载。《西南彝志》记载，与唐太宗破高昌时的“用器承取滴露”《本草拾遗》和元代《饮膳正要》的“用好酒蒸熬取露”的记载，恰相呼应。唐代诗人郑谷，在他的《旅次遂州将之泸郡》诗里写到：“我拜师门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泸。”春，在古代是酒的别名。所谓荔枝春，就是以荔枝为主体香成分的酒。“唐代属中荔枝，泸、戎之品为上”(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从诗人郑谷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至迟是在距今1000年前，泸州荔枝已被作为酿酒原料之一，而且酒的质量已经较高，足以招徕郑谷这样“赋得《鹧鸪》诗名满天下”的风流名士了。

　　泸州地方豪酋，以庄园酿酒作坊的生产方式，推进着泸州酿酒生产的发展。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里说：“唐代蜀中士子莫不酤酒。”泸州的情况大抵差不多，普遍酿酒出卖。据《北梦琐言》载，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2年)，大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儿柳比自渝州(今重庆)移任泸州剌史，刚入州境，便有当地豪酋南麓相迎，敬酒拜谒，在各自经营的庄园里，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民，广植五谷，以家庭作坊的方式,家自酿酒。这种欧州中世纪式封建地主庄园里设立酿酒作坊酿酒的生产方式，标志了当时泸州酿酒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水平。"

　　丰富的酒文物遗存，证明了唐代泸州酒业的兴盛。1999年2月3日，在泸州市区营沟头发掘清理一唐五代时期的古窖址，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时期的陶器酒具，有壶、杯、罐、碗、盘等种类200多件。其中壶分三种，共53件，有提梁壶、曲流瓜棱壶、执壶等。提梁壶与唐代邛崃窑的提梁罐极为相似，“口大于底罐身呈斜直形，在口缘上有弓形提梁，便于提携”，只是多了一个短直流。执壶是中唐以后出现的一种器形，当时然注子。杯分3式，共34件，有高足杯、带柄三足杯、双耳小杯、平底杯等。罐分4式，共51件，有四系罐、双系罐和无系罐等。经过泸州市文物专家和四川省考古所文物专家考证鉴定，营沟头古窖址是一个隋末及唐初至五代时期主要生产民间陶瓷的窖址。

　　其中的二十余件较独特的小型盛酒器，如：瓜棱壶、敞口壶、双耳杯、敞口杯、带柄三足杯、敞口罐、瓜棱罐等，如此小巧玲珑的容器，装酒，也可见酒的浓度高，当时有的人们并不像饮米酒之类那样豪饮大碗酒，而是手执小杯慢慢吮吸，以此可以看出，我国唐五代时期酿酒技术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现今称为的白酒或烧酒的出现。烧酒就是蒸馏酒，祖先为了提高酒的浓度，增加酒精含量，在长期酿酒实践的基础上，利用酒精与水沸点不同，采用了蒸烤取酒的方法。蒸馏酒的出现，是酿酒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是我国有史记载以来继自然发酵酒、曲药发酵酒的第三代酒。

　　从烧造工艺讲，营沟头古窖址不但能烧造品种繁多的小型器皿，也能烧造口径在一尺左右，高度在一米左右的大缸和大罐。在制瓷业中，器形越大，技术要求越高，操作越困难，当时要烧造这样大的器物，证明营沟头古窖址的烧造技术也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出土的这些酒具，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而一次性大批量出土唐代酒文物，在川南地区当属首次，它填补了泸州唐代酒文物遗存的空白，对研究唐代泸州酒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

　　唐末以来，北方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南方相对稳定，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酒业也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四川作为“恃险而富”的地区，隋唐以来未经历过大的动乱，并保持了长时期的社会安定局面；而历代割据四川政权的统治者，均重视四川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一般都能实行轻赋税，促生产的措施，与此同时，四川境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融合步伐加快，因此，魏晋南北朝以来泸州酒业保持繁荣景象。据《十国春秋》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大将王宗阮在泸州为官，在城外十华里的九十九峰山云峰古刹里举行祭神活动，盛供礼、酒，极尽铺张，以至祭祀完毕后无力收拾。它说明唐五代时期，泸州酒业的生产和消费已十分兴盛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