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大幅升值利大于弊

　　■王松奇

　　中国经济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70％左右，这种经济增长结构已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一定要在运用数量工具的同时更加注重价格工具的运用；在运用价格工具的同时不仅重视利率工具，更要合理地运用汇率工具。

　　从近五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看，中国的经济上升冲力和失衡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和人民币币值被人为的低估有关。在2005年7月之前，人民币实行单一盯住美元的管制型汇率制度，在近五年美元汇率不断走低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原来即已经被低估的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去年7月21日，虽然我国对外宣布改变汇率形成机制，采取新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实行限制浮动性汇率制度，但由于升值幅度远远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期和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因此，由价格扭曲导致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得到改观，并且在强烈的升值预期推动下，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引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和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目前的具体表现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人民币币值低估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这使得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中国的许多商品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销量第一的市场地位，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中国中资企业生产的可贸易商品大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大都是外资企业以中国为生产加工基地生产的，因此，在“中国制造”威胁世界市场所有竞争者的背后却是中国国民“增汇不增收”的残酷现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ＧＤＰ衡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3％，但是全社会大多数人并没有从这种高增长中分享相应的等速的货币或财富收益。这是十分不划算的事情。

　　为今之计，对人民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升是中国货币政策最明智的抉择。例如放宽波动控制幅度允许人民币在短期内调升10％左右，然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大体不变。这样，既可减轻目前的升值压力，又可以创造较稳定的市场预期。

　　人民币较大幅度的升值肯定有利有弊，从目前情况看，其政策效果是利大于弊：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人民币币值的变动并不影响国内商品的价格体系结构，因此，即使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也不会从中得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经济目前已完全融入全球化，可贸易商品流动已完全遵从市场价值规律，同类商品只要出现国际市场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情况，就会立即引发外部商品的流入。人民币大幅升值后，老百姓即使名义收入不变，由于币值提高和外部商品流入，他们的实际收入也会出现明显的改善。此外，中国民众已成为世界旅游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近年来出国旅游人数每年增长近400万人，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到2020年，中国年度出境游人数将达到1亿人次。按照目前中国游客境外人均消费2000美元计算，到2020年中国人每年仅境外旅游消费一项数额就高达2000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到2020年升值50％，那么这个2000亿美元就可节省为1000亿美元。另外1000亿美元就可以转化为储蓄或其他国内支出了。实际上，近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时一直是按1美元兑4元人民币来计算的。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另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就是中国的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以人民币为经营商品或存货，手中的存货大幅升值，它的实际财富水平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及进行外向交流时的谈判实力自然会相应提高。

　　第三，中国一直头疼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其实，中国经济结构、产品、产品结构的难题背后相当程度上是汇率失衡因素在起作用。在扭曲的汇率结构下，因为人民币币值过低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靠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占领国际市场，这对过去20年中国的产品、产业结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的可贸易商品结构立即会出现被动性结构调整，即促使出口生产企业转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会对中国现行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产生积极的技术促进效应，并进而引致整个工业基础状况的改善，原来的那种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生产企业大量关闭或转型，这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第四，一国币值的大幅提升有利于提升一国的经济政治形象。因为一国币值变动的背后永远是经济政治基本面因素在起作用。对一个已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来说，它的货币币值也能用封闭体系下的管理思维来进行掌控，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能够依据各种信息和信号对其货币币值进行准确的评估。现在，不光欧、美、日这三个经济体呼吁

人民币升值，就连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普遍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现象，这种普遍的评价就是一种“综合市场意愿”。一个经济体出于刺激出口和保持就业水准的考虑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汇率工具，用本币币值低估的办法来达到这些目的。但这只能在短期内起作用，却不能维持很长时间。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尊重市场规律的选择永远是最简单、最明智的选择。

　　第五，人民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划算，归根结底是个算账问题。币值提升，同等数量的出口贸易商品换回的商品总量相应增长，国内金融资产和以货币计值的财富总值相应增加，进口商品如石油、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的相对价格同比例下降，以美元等外币计值的外债亦相应贬值，这是收益方面；损失方面则主要由三块构成：一是由可贸易商品相对提价造成的市场份额损失；二是对升值承受极限以上企业造成的滞销、停产、转产甚至倒闭损失；三是外汇储备相对贬值损失。将上述所列各项收益和损失采用最新统计数据进行轧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损失。除这种简单的实际算账方法外，我们还可以算一笔理论账：即中国作为资金短缺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成长阶段究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外源储蓄划算还是“储蓄外泄”划算？这里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在实体经济高速成长时把大量储蓄性货币投资于外国政府低息债券上是一种十分不理智的行为。

　　在人民币升值与否的考量中，反对派最有力的意见是金融和宏观经济风险问题。这种担心以1985年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十多年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为依据，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如果大幅升值也难免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我们业已看到，这种担心的理由实际上也在中国的决策层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中国近年来之所以在较大的国际压力下仍然坚守汇率政策底线，除了对出口承受力、对中国银行系统的脆弱性及地方政府中的隐蔽赤字存有巨大担忧外，很重要的一点考虑就是日本当年的所谓“升值教训”。

　　其实，国内经济学界对日元在“广场协议”后的大幅升值及其经济后果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解读。这个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讨论内容，这里仅指出两点：（1）本币升值并不必然产生

股票和

房地产泡沫；（2）日本当年在日元大幅升值后实际上还伴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的巨大失误。熟悉世界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广场协议”后西德马克也曾大幅升值，但为什么西德没有出现股票和房地产泡沫呢？显然，中国只要做好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整体政策设计，就可以在本次汇率政策调整中最大限度地取得趋利避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