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溢出”不可持续

　　·编者按·

　　近年中国GDP增速飞快，贸易顺差不断增大，投资率高位运行，但相应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和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使中国经济日益处于不均衡发展的状态。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吗？这种非均衡状态将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徐诺金博士和危勇博士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报告执笔人：徐诺金危勇

　　制度变量是导致中国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中国高储蓄率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

　　造成当前中国GDP能耗高企、环境污染较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

能源技术落后和能源效率偏低，而并非由于中国目前较高的投资率水平所致。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并存的“双溢出”现象。在此格局下，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纠缠交错，具体表现在：消费率连年下降，国内需求不振；外汇占款增多，货币信贷调控压力加大；

汇率升值压力上升，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本国资源为外国所用，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损失。

　　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表明，借助高顺差来平衡国内高储蓄的战略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再具备可持续性。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来从根本上摆脱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由非稳态均衡向稳态均衡回归。从理论上讲，回归的路径有三种：通过提高消费率来降低储蓄率进而提升国内需求，利用外汇储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来缓解汇率升值压力和国际贸易摩擦，保持与高储蓄率相匹配的高投资率。但是，从发展条件和现实国情来看，前两种方法从短时期来看都缺乏可行性，唯有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水平才是平衡目前中国经济的最佳选择。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投资增长过快的论调不绝于耳，认为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已经接近或已超过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临界点。

　　那么，为什么说保持与储蓄率相匹配的高投资率是平衡中国经济的最佳选择呢？判断中国投资率水平过高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目前的高投资率水平呢？保持高投资率在目前中国是否必要和可行呢？

　　寻求平衡路径

　　首先，了解一下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顺差现实状况。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创纪录的47.9％。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储蓄总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5年达到141051亿元，比1978年增长约670倍。中国当前高顺差和外汇储备也是非常惊人的。2006年上半年实现顺差614.4亿美元，同比增长54.9％。由于不断扩大的进出口顺差和资本流入，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2006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9411亿美元，比年初急增1222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给人民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损失。外汇储备上升导致外汇占款增加，给货币供应和国内信贷的控制造成较大压力。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已从微观化、企业化向宏观化、制度化层面发展，贸易摩擦方式已由过去的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向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以及社会和劳工标准转变，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中国对外贸易环境趋于紧张。

　　尽管中国的高投资率遭到普遍怀疑，但我们认为，高投资率是平衡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选择。因为中国大规模对外进行投资的时机并未成熟。中国的工业化仍未基本实现，城市化进程整体滞后，新农村建设要求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在目前国内仍然需要加大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将积累的外汇储备用于从国外进口国内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服务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不是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外投资，以此来牺牲国内的经济发展。

　　我们认为，要客观看待中国的高投资率水平。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43.4%，已经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当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大部分人士都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偏高，他们判断投资率高低的主要标准是投资率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但是看待中国的高投资率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即中国长期实行赶超型战略而采取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的投资率水平长期偏高。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带动的重化工业阶段，投资率自然会偏高一些。此外，统计口径方面的误差也导致中国投资率水平被人为高估。

　　通过对中国实现高投资率水平的客观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研究，认为中国实现高投资率水平有其客观必要性。因为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率、国内扩大就业、加快城市化水平，都需要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水平。

　　再次，怎样看待中国的高储蓄率呢？

　　我们认为，制度变量是导致中国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中国高储蓄率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人们的预防动机增强，储蓄倾向上升。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社会保障体制和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把过去由国家负担的成本逐渐转移到个人身上，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人们的预防性动机越来越强，消费更趋谨慎，储蓄倾向上升。居民收入分配不均，也导致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较高。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接近潜在生产率边界。因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不是投资增长率的高低，而是生产要素是否充分利用，经济增长是否接近潜在生产率边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实部分生产要素出现短缺，它不是代表投资接近极限的事实，而是意味着中国国内的生产要素要求与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燃料和能源相结合，要求中国按照国际价格来配置国内的生产。在中国经济外向型特征日趋明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趋紧密，在以国际市场作为商品市场的同时，也要把国际市场当作生产要素来源市场，让其成为国内生产要素的补充。只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存在，生产要素的短缺就不会成为问题，就说明有继续扩大经济增长的能力。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社会所热烈讨论的中国高投资率与投资效率、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关系呢？

　　低投资效率下要达到一定的投资效果需要高投资率来维持。因为从投资效果系数与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投资效率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与发展阶段相同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处于极其低下的状态。在较低的投资效率下，为了取得一定的投资效果，只能靠高投资来实现，从而导致目前较高的投资率。

　　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高企的能源消耗需要的是改善投资结构而并非降低投资率水平。造成当前中国GDP能耗高企、环境污染较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能源技术落后和能源效率偏低，当然也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对能耗现象重视不够；而并非由于中国目前较高的投资率水平所致。因此，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根本举措需要的是改善投资结构，限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和项目的发展，而非降低中国的投资率水平。

　　经济管理三原则

　　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运行的新实践呼唤管理理念的创新。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遵循大国、开放、市场三原则。

　　所谓大国原则，正如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路径不具可复制性，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经济体制、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中国经济的起飞之路注定具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复杂性、波折性。而开放原则，则指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性经济，内部经济部门和外部经济部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两个部门互相影响、彼此制约。至于强调市场原则，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和优点就是它允许试错，进而通过自我调整和自我纠正机制，引导失衡不断走向均衡。

　　基于以上三个原则，当前的宏观调控也就必须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也为一国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对内、对外调整两种思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应当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坚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努力将开放的收益最大化，并使之内化为国内经济建设所需的资源和禀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外部基础。

　　———市场调控与行政干预的关系。行政调控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的特征，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有损市场的运作效率，抑制市场内生出自我调整能力。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走出经济不断重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周期，就必须在尊重市场分工的基础上，放弃行政调控手段，防止权力滥用以及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向干预；要充分相信市场理性，加快完善市场的信号反馈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

　　——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的关系。从中长期来看，以短期和总量为特征的宏观调控具有事后性，其对经济运行本身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大多无能为力。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在明晰行为边界基础上进行提前干预，将工作重点转到弥补市场缺失上来，转到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包括教育、能源储备、环境保护、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等百年大计上来。

　　———局部调控与全局调控的关系。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不仅是总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这是由我国区域和行业的发展差异决定的。这就要求宏观管理采取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态度，不搞“一刀切”和“急刹车”；对于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和重点发展产业，仍应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给予支持，将调控与发展相结合，努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政府职能与市场行为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其实质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行为的博弈和对垒。这种博弈和对垒延伸到宏观调控领域，造成调控效率下降、政策成本上升和政府信用流失。在我国加入WTO保护期届满和《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依法行政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何合理界定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及其行为边界，将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针对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以上的三个原则和五个方面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保持与储蓄率相适应的投资率，在保持足够的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引导到工业化、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传统产业改造、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上来。二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早日建立起全社会人员参加的涵盖养老、医疗、失业、贫困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地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三是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稳步提高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围，有效缩减社会贫富差距。四是进一步改善投资效率。利用技术、安全、环保等行业准入标准，从源头上杜绝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和项目，建立完善的落后产能淘汰渠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五是大力振兴大型装备制造业。要以数控机床、重要基础件为重点，增强重大装备的开发能力；依托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设备自主制造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