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高收入：行业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专家主题论坛：《到底该拿多少？———一位烟草职工与行业豪门的高薪困局》

　　

　　

　　任剑涛

　　中山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我们今天的垄断行业对于国家积聚财富确实有人所共知的贡献，但是，当垄断行业以自己的收入离国际水平有多大的差距来作为自己提升收入水平的辩护辞，那就显得十分苍白了。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

和谐社会建构的问题摆到了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事务的台面上的时候，人们又一次将眼光盯到了凸显分配不公的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话题上。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由垄断行业与高收入两端合并构成。仅仅是行业垄断而收入不高，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们普遍重视收入分配所得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为人关注。而高收入不来自行业垄断，人们也会认为那是他们艰苦劳动所得，在理所当然之列，也不会心生不满。问题就出在“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组合。

　　垄断行业起码也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不以垄断支撑则行业就难以维持。比如

邮政行业，由于获利甚微，私人资本不太愿意投资，一定是要政府支持才能维持下去。当今各国邮政的政府官营，多半就来源于邮政的这一行业特点。但垄断还有第二种形式，那就是行业本来是需要竞争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了具有行政需求性质的垄断。这种行业垄断，在结构上具有政府与行业共谋的特点，在运作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在收入上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在监督上游离于国家日常权力体系，在社会影响力上甚至可以反过来左右支持它的政府力量。前一种垄断是各国都不得不延续的垄断形式。后一种垄断则是市场经济的规范国家以反垄断法力图有效制约的垄断。

　　引起我们国家社会公众反感的垄断、以及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指的是后者。人们一谈论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就会不由自主地将眼光转移到诸如电力、能源、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收入确实高得有点令人嫉妒：据报道，电力系统的职工收入，仅计算直接收入，就比其他非垄断行业高出2-3倍，假如计算他们以电话费、交通费、午餐费等名义发放的各种收益，他们的收入就会高出非垄断行业5-10倍。金融行业一段时间哭穷，各行竟相提工资。其实，当其中一个行的行长出来澄清事实的时候讲的话，恰恰道出了他们高收入的事实：他们员工一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8.8万人民币！这是当今中国大多数行业难以企及的行业平均收入。

　　人们有理由对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表示不满。不是因为人们患了红眼病，而是因为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是来自他们勤奋工作的收入，而是来自他们的行业垄断。而且令人们更为愤懑的是他们认为他们来自行业垄断的高收入是理所当然！没有多少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者愿意减薪的。面对人们要求垄断行业降低收入的诉求，他们甚至认为这样实际上会导致行业经济绩效，会自乱改革阵脚。而政府监管者也认为不是国家相关部门共同下定决心，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不可能调整的。这就更使得人们对于垄断行业高收入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症结就此显现出来了：就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行业自身因素来讲，他们当然是不愿意自降“身价”的，减少收入，对于任何行业的人们来讲，都犹如割掉心头肉，就此而言，“人心同然”。期望垄断行业自己降低高收入，从而显示出某种分配的公正性，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不是说垄断行业的从业者们是坏人，而是人们对于已经获得的利益，都具有来自天性的自我捍卫倾向。我们谁也不可能自愿地牺牲掉已经获得的利益。

　　问题的关键，就是供给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如何有效监管各种利益获得情况极为不平衡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解决，就不是一个行业内部自我清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的问题了。这中间有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成为解决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获得解决的前提：首先是政府愿不愿意局部地放弃垄断行业提供的庞大经济利益？无疑，在中国垄断行业之所以具有垄断能力，不是因为这些垄断企业具有了驾御市场的超级能力，而是来源于政府的支持。政府之所以支持这些垄断行业（企业），简单地讲，也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提供给政府以诱人的经济资源。这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可以观察到垄断行业出来辩护自己高收入的那种有政府支持的理直气壮。虽然有的时候垄断行业也超越政府的指挥棒，做出一些使政府感觉到难以控制的事情（比如去年石油企业将政府的军），但总体上说来，政府也怕垄断行业出点差错，对于政府收益带来不利的影响。于是，基于分配公正的需要调节行业收入的政策，从制定到执行政策都遇到来自内部的阻力。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将调节行业收入的分配公正仅仅寄希望于行业、尤其不能寄希望于垄断行业。假如我们坚决要认定就是行业的问题，那就证明我们还停留在红眼病的水平上，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坚决地要求政府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面，局部地放弃从垄断行业的获利，而将垄断行业的利益、政府的利益，共同放置到社会利益的天平上来加以衡量。

　　其次，是政府与社会在有垄断行业高收入调节上如何有效互动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当引导人们理智地看待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垄断行业具有它自身的行业特点。有的可能是高强度的、有的可能是高技术的，在这些超出其他行业的垄断行业的特殊性范围来考虑，适当的高收入是应当的，也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以为行业之间的收入没有差异，就是分配公正，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平均主义的痼疾投射到市场经济时代的新病症。另一方面，垄断行业绝对没有理由依托垄断而恣意提高自己行业的收入水平，尤其没有理由放任行业在高收入之外，漠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原则。我们今天的垄断行业对于国家积聚财富确实有人所共知的贡献，但是，当垄断行业以自己的收入离国际水平有多大的差距来作为自己提升收入水平的辩护辞，那就显得十分苍白了。这个时候，政府就必须在忍痛割爱的前提条件下，发挥制约分配不公的政府职能。否则，垄断行业的行业信誉与政府的政策公平都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再一方面，政府必须具有相互支援的政策布局，来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在政府不能贸然调整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特殊时刻，政府对于自己不能不支持的暂时的行业垄断，必须是收入调剂的政策上显现出有效的调剂政策能力。比如用

个人所得税的方式、用垄断行业特殊税收的方式、用行业间相关收益平衡政策的方式等，对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进行有效遏制。

　　再次，从制度层面安顿分配正义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必须重视分配差异与分配公平的相互写照的尺度问题。无疑，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保障分配公平的制度供给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是一个简单的"杀富济贫"的组织。现代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政治与行政双重交叠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谨小慎微加以处理。否则分配财富太平均，会伤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分配使人们的所得差距太悬殊，又会使不同利益获得者之间对峙。现代公平是具有差异性的公平。但是，差异多大是人们才能接受的，这就是对政府分配政策的公平考验。社会和谐是否具有保证，在这里也就尖锐地凸显出来。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就此也便成为了一个有关社会状态的大问题。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