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也是一种“市场”

　　■刘以宾

　　中新社报道：温州人十分爱“面子”，场面上的事，都要拼死一搏。结婚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住宅，而一套婚房少说也要百万之巨，非普通百姓所能承受；有的为了一场婚姻，全家人都要背上巨额债务，彩礼一年比一年高，至少要十万元人民币，女方也要有足够的陪嫁，通常要有汽车；婚庆送礼的“行情”见长，普通朋友要送八百到一千二，关系稍好些要送出二千元大钞。据一项调查：45％的人国庆长假要送人情，51％的人送出人情时感到一种无奈，66％的人觉得人情是个不小的压力。所以，人们形象地将人情称之为“债务”。

　　曾有一本出自台湾的书《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该书重在揭示中国人人情、面子的“运行规律”。不过，作者所持的主要是文化眼光，依据的则是道德判断。如今看来，人情、面子其实也是一种“市场”，而且是个偌大的市场，故完全可以用市场眼光或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它的运行规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一种多数人都难以置身其外的运作系统，尤其鉴于人们在人情、面子问题上所持有的新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它几乎已具备了本来意义的市场的所有特征：其一，这个市场也有其明细的规则，婚嫁彩礼的“行情”、喜庆送礼的标准以及礼尚往来的方式等等，本身就是一种规则。其二，一旦市场交易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方式，人们的生活所需品就只能去市场购买，人们的价值实现就只能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同样，人情、面子的“运作”一旦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市场交易特征，人们就无法回避它，只能于情愿或不情愿中、自觉与不自觉中投身其中。其三，“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本来应归于文化习俗的范畴。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表达的是一种感情至上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而如今人们之所以重视礼金的数量以及礼尚往来的物质价值对应，表达的主要是一种金钱至上的价值判断和“等价交换”的思维方式。虽然普通百姓并不具备经济学家的理论修养，但完全可以由实践形成各自的“经济学头脑”，而且在“交易”的近期与远期收益比较、机会成本的算计等方面，形成较为成熟的生活经验。其四，宏观上看，人情面子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温州的人情面子市场交易量之大、交易之活跃，其它经济落后地区绝对无法可比……

　　假如笔者上述“人情、面子也是一种市场”的看法成立，那么，就不得不用经济学眼光对这个市场略加分析：在本来意义的市场中，交易双方收益大于成本，是所有交易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且持久的基础。然而，人情面子这个市场却有些特别，因为几乎人人都做着赔本的“买卖”。例如婚庆送礼赴宴，无论送礼方还是收礼方，礼无论现金还是实物，“交易”双方的收益肯定都会远远小于成本。现金礼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也许白白“奉献”给了婚礼公司和酒店老板；实物礼品由于不对路子或不可避免地数量重复，对于收礼者来说，其使用价值往往大打折扣。如果说人情算一种精神收益，那么这种收益的价值就应放到社会伦理、文化风尚的“天平”上去衡量。民族传统、文化时尚永远值得尊重，但不能不说，多数温州人在这种交易中所收获的精神价值，更多的是一种“负价值”。这种负价值不仅影响当代人，负面作用也延及后代；根据经济发达地区的风尚具有更强的扩散能力的规律和以往“南风北渐”的社会事实推断，温州的人情、面子市场的活跃既让当地人受害，也会影响更多的地区。

　　尽管“看不见的手”于两百年前就被奉为经典，但“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则被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所重视。因为任何一种自发的、自由的市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政府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或别的合适的方式对市场进行引导乃至干预，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像人情面子这样的特殊市场，政府有没有责任去引导、通过什么方式去引导？笔者以为，政府引导人情面子市场可谓责无旁贷。理由如下：从大处看，既有利于建设

和谐社会、培育先进文化，也能使这个市场的运行在整体上更“经济”、更有效率、“外部性”更小；从小处抑或说具体的“民生”角度看，则可避免人们因盲目或无奈地卷入这场“交易”而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债台高筑。也就是说，即使很多人都不情愿乃至痛恨这种交易，但仅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环境。根据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观点，单个的人民无法做到的事，政府却可以做到，而且这种作为，恰恰最能表现政府合法存在的意义。

　　至于政府应通过怎样合适的方式去干预、引导人情面子这个市场，目前几乎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更无现成的行为规范。可以初步想到的是：如果说一般号召、常规舆论导向每每缺乏刚性约束力或短期难见成效，基于明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目标下的具体措施的选择空间还是很大的。例如对那些一次化十几万、二十几万办

婚宴的家庭，征收一定数量的消费税还是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