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的遗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故事(一)

　　□孔笑微

　　如果把组建联合国的设想比喻为战争灾难里产生的建造诺亚方舟的冲动，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像是一个重建圣经中通天塔的计划，货币就是前来造塔的各方人等所操的语言，“官方语言”则被指定为美元，每一种其他“语言”都要求按照一定的方式(汇率)“翻译”成美元。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它与关贸总协定一起主宰了半个地球的经济秩序

　　1944年夏天，第二战场刚刚开辟，全世界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烟弥漫的欧洲。而此时美国新罕纳尔布什州风景优美的布雷顿森林郡，由于战争萧条了不少时间的华盛顿山度假宾馆突然爆满，从7月1日到19日，从会议室里不时传来各种语言的陈词、质问和争辩。这伙人每天两眼一睁，吵到熄灯，到激烈处通宵不寐——据一个当事秘书50年后的回忆，那时自己“每天简直要工作上28小时”。

　　这群人是究竟是何方神圣？此时此地聚集了来自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物，意欲何为？

　　如果仔细辨认，会议室里的很多面孔都是当年《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上的常客，有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美联储的主席艾考斯、参议员托比、经济学家怀特……除了美国人，还有来自另外44个国家(都是盟国成员)的，总共730多位代表。

　　不过，这些人里最大的腕，却是一位英国人。此人的肖像不仅出现在那些报纸或者《时代周刊》封面上，还将在日后60年中，在任何一版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教科书里轻易找到。他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现代政府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可能也是有史以来对现实经济影响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此时，凯恩斯已经身染沉疴，在严重心脏病的折磨下，他依然“冷酷无情地驱使自己和别人工作”，而凯恩斯的主要对手———美国财政部经济学家哈里·怀特也毫不松懈，“每天最多只睡五个小时”。

　　如此紧张是有充分理由的，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货币体制协议，就要在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上诞生。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它与关贸总协定(GATT，它的最初设想也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一起主宰了半个地球的经济秩序，即使在解体之后，它的遗产仍然深刻影响着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的金融、贸易活动。直到今天它的幽灵仍然在到处飘荡，20年来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热点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欧洲货币区的形成与欧元诞生，全球性投机基金的泛滥与亚洲金融危机，近到今年开始白热化的国际商品投机风潮———如果不断追溯的话，总会在源头发现它巨大的废墟。它荒而不废，死而不僵，从作用上说，它那个同为二战产物的双生兄弟———联合国，与之相比倒更像一座只有香火没有灵验的庙宇……

　　这就是国际金融历史上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如果把组建联合国的设想比喻为战争灾难里产生的建造诺亚方舟的冲动，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像是一个重建圣经中通天塔的计划，货币就是前来造塔的各方人等所操的语言，“官方语言”则被指定为美元，每一种其他“语言”都要求按照一定的方式(汇率)“翻译”成美元。但是这个“官方语言”自己又拿什么来保证正确无误呢？

　　通天塔的比喻，并非笔者首创，而是当年与会代表对这项协议的形容，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它的复杂心理。作为有史以来首次世界性货币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巨轮经历了漫长历史，真正驶入了现代化的深水海域———金融的深度参与将改变一切。一方面，战前三大货币区拆分重组，古老的金本位制度何去何从，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从此全球的经济命运被深刻地连结在一起，即使在东西方持久冷战中，货币的纽带依然在变形而执拗地发挥作用。不用追逐国际新闻镜头下没完没了的会谈和承诺，手里一张薄薄的纸币，已足以向你暗示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做一次时空之旅，看看二战硝烟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究竟诞生了什么，诞生背后的原因，还有最重要的———它给我们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什么。

　　什么是货币协议？这个问题与货币的本质相关。

　　你的钱包里放着一张十元纸币买午饭，今天你还要去银行缴房贷；另外信用卡公司给你寄来了上个月账单，啊，别忘了，顺手在ATM机上查一查工资是否到账。

　　你很少考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纸片儿和液晶数字是“钱”。生活在今天我们认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多多益善！)，但是在货币的历史上，接受信用货币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敢下结论。

　　货币协议是铸币权益衍生的产物。即使在金属货币流通的年代，铸币权也是国家信用的特有标志，代表着巨大利益，所以西汉邓通赐铜山私人铸币，被视为乱政。各国铸币权之间的平衡，就是货币协议。信用货币流通以后，因为铸币变得近于完全无成本，所以不同的货币流通区面对着贸易竞争，都有强烈的内在动机去主动贬值，与对手竞争，顺便稀释债务，解决自己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

　　二战前的世界货币市场，分为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30年代，为了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元气，三大主要货币竞相贬值以刺激贸易，一时重商主义当道，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各国政府对外汇的控制骤然严格。拿罗斯福新政时的美国来说，一年中最大货币贬值幅度曾超过50％。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囚徒困境”出现了，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国际贸易越来越龟缩在本币货币区内。饮鸩止渴的贬值大战没能带来出口繁荣，倒让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炒家有机可乘，结果货币投机又加剧了汇兑风险，对贸易更加不利……

　　这种郁闷的循环终于最后被二战打断了，英镑和法郎区的国家，在欧洲战场首当其冲，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贸易顺差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美元——现在不仅没有贬值的必要，而且还由于源源不断流入的黄金而更加坚挺。“租借法案”的四年间，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

　　盟国很早就开始探讨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早在1941年，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之后发布的《大西洋宪章》里，除了对战后成立联合国的建议，一个防止汇率突然波动的全球性支付体制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随后，两位巨人身后的国家银行和专家团，悄无声息却迅速高效地开始工作了……

　　因此，回到本文开始的时刻，在那个仅与D日行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相隔一周的微妙时刻，伦敦和华盛顿的两家人马，各自怀揣盘算好的一套完美计划，来到布雷顿森林郡。他们做决定的砝码，正是自古以来的货币之王，货币的货币———黄金。(待续)

　　(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生，电子邮箱kongxiaowei＿77＠hotmail.com)(P1183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