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给中国经济学家的启示

　　郭松民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今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摘得桂冠。

　　从未奢望过中国哪个经济学家能成为今年甚至今后若干年的黑马，出现在诺奖阵容中。但我希望中国经济学家能从一年一度的诺奖获得者身上得到更多的启示。

　　据我所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无一不是那些敢于对人们深信不疑的经济学教条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比如今年的诺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就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看似天衣无缝的原理提出了挑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再看看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

　　一是许多经济学家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当成了神学来信仰，不敢稍有怀疑和批判。举个例子：价格的变化会导致需求的变化，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但这条原理要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而且所“需求”的也不能是生活必需品。但到了中国，这些条件都被忘记了。比如每年的春运，火车票都会紧张，怎么办呢？有经济学家就出来献策道：涨价！这会导致对车票的需求下降，一直涨到旅客流量和平时的月份相当，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种态度就是对神学的态度。至于春节对中国人的意义，亿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不能与亲人团聚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了。

　　二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走得太近，失去了学术研究时应该具有的超然立场，自然也就无法接近真理。

　　比如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一条“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振振有辞地论证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也不可能经营好。但问题在于，这条“定理”虽然可以为现有的企业管理层通过“MBO”瓜分国有资产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持，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像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这样的超级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得相当不错？显然，像这样漏洞百出的“定理”离诺奖越走越远了。

　　提出这些问题，不是故意想让中国的经济学家发窘，而是出于这样一些理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尝试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增长。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座超级富矿。

　　如此条件下，我们至少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有着诞生世界级经济学家的土壤。然而事实似乎正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