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底线是什么　———大院深处系列之二

　　乔家大业危在旦夕。为了尽快把包头的高粱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陆家在京城的店铺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要打仗就得买进高粱做军粮；另一方面又亲自带上20车银子和假冒银子的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料，做出一副要发“战争财”的架式。经过一次接一次的反复施压，尽管达盛昌的东家邱天骏老谋深算，最终却还是中了一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了进去，而且从各地又调了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粱和马料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因此而解套，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这样的招数在现代兵家的术语中叫做“信息战”，古代兵家称为“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在这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庸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邱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干，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保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干的！达盛昌干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所谓的“在商言商”，一是不要涉足“黑道”，二是不要介入政治。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规则。一旦生意不成，就要跟人玩命，那就进了“黑道”；如果要玩政治，追求的就不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政治集团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论

　　是借助政治力量还是借助“黑道”来处理商业上的竞争，向来都是被商界不耻的行为。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为商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竞争对手心悦诚服。应该说，乔致庸在完成高粱变银子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种“智”、“勇”之举，他一心要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说明那个时候的他还只是个一般的商人。如果任由乔致庸按他的性子走下去的话，乔家的历史可能真是要改写了。好在有个孙茂才，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乔致庸：“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但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盛昌，而是给达盛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乔致庸终于听进了孙茂才的话了，也就从此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商道。尽管接下去会有更多的艰险在等着他，但决定其一生的追求不被历史尘埃掩没的第一步，正是在于他放了达盛昌一马。（11H3）